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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院子里有一口石砌的古井，厢房前有两株白刺槐，房子台阶旁，一株枝叶浓密的栗树遮掩着玻璃窗走廊的右半边。夏日早晨七点来钟，阳光已把一切照得耀眼、灼热，鸡舍里传来母鸡单调和惊疑惶惶的叫喊。然而，房子里，尤其是窗户对着花园的几间后房倒还凉快的。她穿着小巧玲珑的鞑靼式便鞋，站在卧室里，哗啦哗啦地把水淋在头上，胸脯冻得紧缩起来；她脖子后面、头发底下尽是皂沫，使整个卧室都充满凉水和香皂的清新气息。她不好意思地转过湿漉漉的脸来，跺着脚对我说：“走开！”不久，窗户朝走廊开的房间里飘来烧茶的香味儿。哥萨克女佣人在那里走动，钉了鞋掌的靴子咯咯地响着。她没穿袜子，脚踝裸露在外，细细的，好似良种小母马的一样，在裙子下面晃动着，很有几分东方的情调；她圆溜溜的脖子上戴着琥珀项链，也闪闪发光；小脑袋长着黑头发，脑瓜子十分机灵、敏捷，向外斜的眼睛炯炯有神，每走一步臀部都要扭一下。
哥哥拿着烟卷走出来喝茶，那微笑和习气都同父亲一个样，只是身材矮胖这一点不象父亲，然而举止间看得出有一种老爷派头。他开始讲究穿著，坐的时候，模仿上流社会的风度，洒脱地跷起二郎腿，夹着香烟。曾经有一个时期大家都相信他前程远大，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现在却完全满足于他在这个小俄罗斯偏僻地方所担负的职务。从他出来喝茶时的眼神中看得出，他觉得自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我们给他建立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家庭。他每天和我们一起上班，事情与在哈尔科夫差不多，可一半时间都花在吸烟和闲谈上，这成了他每天的乐事。每当她收拾打扮完毕，终于穿着漂亮的夏装走出来的时候，他总是眉飞色舞地上前去吻她的手。
我们靠着一行行在阳光下显得油亮的、极好看的杨树，挨着晒得烤人的墙壁和花园，在晒烫了的木板人行道上走着。她撑着一把闪闪发亮的绸布伞，凸出的圆顶在深蓝色天空的辉映下显得格外醒目。然后我们穿过暑气蒸腾的广场，走进参议室的黄色大楼。楼下散发出看守人穿的长统靴和他们吸的劣等烟草的气味。各类文书、干事们手里拿着公文，照小俄罗斯人的习惯垂着头，沿着二楼楼梯上上下下；这帮人穿着黑上衣，外表上看是傻头傻脑，其实是机灵狡黠，精于世道。我们穿过楼梯往一楼里边走，走进我们部门的那几间低矮的房间，那儿满是谈笑风生、不修边幅的知识分子，令人心情愉快……我看见她到这些房间去取来各种调查表，把它们装进信封里寄往各县，总觉得是件怪事。
中午看守们用廉价的杯子、小碟给我们端来茶和几片柠檬。这种衙门生活，最初也给了我某种愉快。喝茶的时候，我们所有来自其它部门的朋友都聚到我们这儿来闲聊，抽烟。参议会秘书苏利马也常来。这个人相貌俊俏，有点驼背，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和胡须都很漂亮，黑黑的，象丝绒一样闪光。他步态徐缓，举止谈笑都含有曲意逢迎的意味。他总是笑脸相迎，总是卖弄自己的举止从容和文雅。他是个很热心于美学的人，把山谷里那座小山顶上的寺院称作凝滞的和声。他来得不算少，但总要用愈来愈傻乎乎的和神秘的目光看看她，还要走到她的桌子近旁俯身去看她的手，然后扶一扶眼镜，温柔地笑着问：“您在发送什么公文呀？”这时她便挺直身子，尽量客气，然而也尽量简单地回答他。我完全放心了，我现在再也不嫉妒谁了。
在这个机关里我无意中也象在奥勒尔《呼声报》编辑部一样占据了某种特殊的地位，人们都带着善意的讪笑来看待我这个工作人员。我坐在这里不慌不忙地统计，造报表：某县某乡种了多少烟草、甜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与危害这种甜菜的小甲虫“作斗争”。有时我干脆就读点书，不去理会周围的人谈天说地。值得我高兴的是我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还可以不限量地从办公室领用新的鹅毛笔、铅笔和上等纸张。
下午两点下班。哥哥站起来，笑着说：“大伙回家吧！”于是大家一窝蜂似地去找自己的夏季遮檐帽和宽边帽，涌到耀眼的广场上，互相握手告别，然后各奔东西，只见花绸衫和手杖一闪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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