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流入沙漠的河-正文-癌症楼-世界名著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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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流入沙漠的河
    亲爱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们能够想像这是在哪儿和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情景吗?窗户上装有铁栅(诚然,仅仅装在楼下的窗上,是防盗贼的,栅栏设计成图案式的——有如从一角射出来的光线,也没有护窗板)。一个个房间里排着被褥齐备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人。一清早就供应一份定量分配的食品,还有糖和茶(不同的是另外还有早餐)。上午大家都没精打采,沉默不语,谁也不愿跟谁说话,可是到了晚上便闹哄哄了,兴致勃勃地讨论这讨论那。争论的问题包括要不要打开通风小窗,谁的病情会好转,谁的病情会恶化,撒马尔罕的清真寺有多少砖头。白天,人们被单独“提去”跟主管人员谈话,接受治疗,跟家属会见。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也有人来送东西,收到东西的爱不释手。有时会给谁开一点补充营养品,不过,不是犒赏告密者(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自己就得到补充营养品)。有时来查铺,把私人的东西拿走,因此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还得为散步的权利而斗争。洗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同时也无异于一场灾难:炉子热不热?水够不够?发给什么内衣?最可笑的莫过于新来的人,他刚被带进房间的时候,就会提出种种幼稚的问题,对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还没有概念……
    怎么样,你们猜到了吗?……你们一定会说我在胡诌,因为如果说是中转监狱吧,又怎会被褥齐备?说是侦讯监狱吧,又为什么没有夜间提审?估计这封信会受到乌什一捷列克邮局的检查,所以我不再做其他的分析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在癌症楼里已度过了5个星期。有时候我觉得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而且没有尽头。最苦恼的事情是,我得无限期地蹲下去,直到有了特释证明。(可是监督处开的许可证只有3个星期,严格地说我已经超期了,可以指责我是逃跑。)什么时候让我出院,他们根本不说,一点口风也不透露。显然,根据医疗指示,他们必须从病人身上榨取可以榨取的一切,直到血完全“不中用”了的时候才肯放他出院。
    而我的情况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以后我一度产生的那种生活的喜悦心情,也就是你们上一封来信中称为“亢奋”的状态,现在已完全消失无踪了。我非常后悔,当时没坚决要求出院。在对我的治疗中,一切有益的部分都结束了,现在开始的只会有害。
    我每天要有两次被爱克斯光照得发昏,每次20分钟,300个“单位”,虽然我早已忘记了离开乌什一捷列克时的那种疼痛,但却尝到了照射后恶。心的滋味(也有可能是打针引起的,反正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变成碎片了!烟当然戒掉了,是自己不想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使我散步也不成,坐也坐不稳,只找到了一种比较好受的姿势(此刻我就是保持这种姿势在给你们写信,因而用的是铅笔,字写得也歪歪扭扭):不垫枕头,朝天仰卧,腿稍稍抬起,脑袋甚至略略从床沿下垂。当你被叫去接受照射时,走进充满“爱克斯光味儿”的器械室,简直会担心马上就要呕吐。本来,施黄瓜和泡菜还能抑制这种恶心的感觉,但是,不用说,这种东西不论在医院里还是在整个医疗中心,都是找不到的,而病人又不准走出大门。有人说,那就让家属给你们带点来。家属卜…众所周知,我们的家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里像野兽似的在用4条腿爬!一个可怜的囚犯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就穿上靴子,用军用皮带把病号服拦腰一束,蹑手蹑脚地向医疗中心围墙的一个半塌的地方走去。在那里设法迈出去,然后越过铁路,5分钟的工夫就到了市场上。无论是在市场附近的小胡同里,还是就在市场上,我的模样都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或发笑。从这一点我看到我国人民精神之健康,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习惯了。我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讨价还价,恐怕只有老班房才善于这样(面对着白皙嫩黄的肥鸡,会带着很重的鼻音问:“大婶儿,你这患疾病似的小鸡儿要多少钱?”)。我能有多少钱呢?而这点钱又来之何易?……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省一个戈比,能保住一个卢布;而省一个卢布,则能保住一条命。”我的爷爷可真聪明。
    我什么胃口也没有,单靠黄瓜维持生命。脑袋沉得不得了,有一次晕得差点儿昏过去。当然,肿瘤剩下不到一半了,边缘也变软了,我自己勉强能摸到它。不过与此同时血液受到了破坏,他们给我吃一种特殊的药,以增加白血球(这大概又要使别的什么受到破坏!)。而“为了激发白血球的产生”(他们就是这么明说的!),他们想给我注射……牛奶!简直是野蛮透顶!何不给我就那么端一杯新鲜牛奶来!说什么我也不让他们打这样的针。
    他们还扬言要给我输血。我也不肯。好在我的血是A型,难得有这种血浆送来。
    总的说来,我跟放射科主任的关系非常紧张,没有一次见面不争吵。这个女人可真严厉。最近一次她触摸我的胸脯,断言说“没有人造雌酚反应”,指责我逃避打针,欺骗她。不用说,我表示愤慨(可事实上我当然是欺骗她)。
    可是要我对主治医生拿出倔劲来就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态度非常温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似乎曾经对我解释过“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来源。请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似乎也不知怎么个皱法。如果她要开什么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就低下头去,垂下眼光。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会让步。有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因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问底。顺便说说,她模样很讨人喜欢。
    是的,她书生气十足,对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深信不疑,我无法使她改变观点。总之,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情况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尽管如此,要作出决定还是很困难: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对?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那里会发现转移,可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们一再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光线单位向我轰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吗?还是以防万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险系数,就像架桥一样?还是没有知觉、机械执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失业?但我是能够摆脱的!我是能够冲破这个框框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可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本来早就会跟他们闹翻,一走了之,但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出具证明。而证明对一个流放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啊!简直是命根子!也许明天监督官或保安员就会把我流放到再远300千米的沙漠里去,可是有了证明我就可以赖着不走,因为证明上会写着:需要经常观察、治疗。这就请您原谅了,长官!作为一个老犯人,岂能放弃医生出具的证明?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意味着,又得耍花招,弄虚作假,欺骗、拖延,一辈子都这样实在腻味!…小IW 便提一下,由于耍花招太多,疲于应付,结果也干出了蠢事。我请你们给我寄来的鄂木斯克那位化验员的信,就给我自己招来了不少麻烦。我把信交出去了,结果他们拿去跟病历钉在一起,后来我才明白,在这件事上我被骗了:现在他们正放手对我进行激素疗法,而本来他们好像还有所怀疑。)等我拿到了一纸证明,就不吵不闹、和和气气地离开这里。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以后,为了使肿瘤不向任何部位转移,我还要用伊塞克湖的草报把它制住。用剧毒治病似乎包含着一种浩然正气,因为毒药不用佯装成无害的药物,它就那么直言不讳:“我是毒药!请您当。心!要么别用,要么您就冒险!”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在迎接什么。
    要知道,我并不要求长命百岁!何必想得太远呢?……我的生活,时而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时而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现在我只想在两者都没有——既没有看守监视,也没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多少过一阵子,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宁格勒,也不要里约热内卢,我只希望回到我们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们的乌什一捷列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这样,夜里醒来就能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几点钟了。只希望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度过,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过来也行。对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我还想跟您一起(当然,也带上茹克和托比克),在炎热消退了的时候,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儿去,在水较深、没到膝盖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让两腿顺流而放,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跟对岸的苍资竞赛。
    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卜…但就连我这最后的一段水面医生们也想剥夺。不知凭什么权利(他们从未想到过问问自己有没有权利),他们未经我同意就代替我决定采用一种可怕的疗法——激素疗法。这简直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只要用它去烫人一次,就会把人变成一辈子残废。而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那么司空见惯!
    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说到奉承、拍马、撒谎,营里的人有意见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是那么回事。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照付?在部队呆过7年和在劳改营呆过7年,这两个7年——童话里或圣经里所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是不是太残酷了?
    你们最近的来信(到得很快,只五天的时间)使我心中很不平静:怎么,我们区里还来了大地测量考察队?要是能站在经纬仪旁,这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哪怕只干上一年像样的工作也好!不过,他们会要我吗?要知道,这项工作肯定要越出监督范围的,而且,总的说来,这种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毫无例外,可我是个有污点的人。
    你们所赞赏的《滑铁卢桥》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看来,我已没有机会看了,在乌什-捷列克是不可能放映第二次的,而在这里要看电影,必须出院后在什么地方过夜才行,可我到哪儿去过夜呢?何况,我出院的时候还能不能爬得动呢?
    你们表示愿意寄点钱给我。谢谢。起先我想谢绝,因为我一生总是避免(确实避免了)欠债。但我想起,我死后还不至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一件乌什一捷列克的羊皮袄——这毕竟是件东西!不是还有当毯子盖的两米黑呢料吗?而梅利尼丘科夫作为礼物送的那只鸭绒枕头呢?还有钉成一张床的那只木箱?两只铝锅呢?还有劳改营的那缸子?小勺?还有那只水桶呢?一截梭梭木!一把斧头!最后,还有一盏煤油灯!我没留下遗嘱,只是由于粗心。
    如此说来,如果你们能寄给我150卢布(不要多寄),我将十分感谢你们。你们要我找点灰锰氧、小苏打和桂皮,我一定照办。你们再想想并写信告诉我,还要些什么?要不要搞一只轻便的熨斗?我一定会带给你们,别不好意思开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据您提供的气象资料来看,你们那里还有点儿冷,雪没化尽。可是这里春天的气息已相当浓了,这真有点不大像话,也有点不可理解了。
    提起气象,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您如果见到英娜·施特廖姆,请转达我对她的由衷问候。请告诉她,我在这里经常想到她
    不过,不提也罢……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在我心里骚动,我到底要什么?我有什么权利希求呢?
    但是,我一想起使我们得到安慰的那句伟大的习惯用语——“过去岂不更坏!”精神便顿时为之一振。别人那是别人,我们可不能耷拉脑袋!我们还是要挣扎一番的!
    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到她两个晚上写了10封信。我在想:如今有谁还念念不忘远方的朋友,为他们献出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给你们写长信是愉快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念这样的信,而且会一遍又一遍地念,还会逐句分析,逐一回答。
    祝你们永远那么幸福顺遂、美满如意,我的朋友!
    你们的  奥列格
    1955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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