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娃娃犯人-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古拉格群岛-世界名著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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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娃娃犯人
    群岛长着许许多多獠牙,具有无数面鬼脸,你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它,总是难以尽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面可能最令人厌恶。
    娃娃犯人——这完全不是那些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在街上乱跑、偷东西和在锅炉旁取暖的流浪儿,没有这些流浪儿便不能设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儿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街头抓来送进未成年犯教养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就已经有这种机构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况是怎样的),未成年犯劳动习艺所(存在于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栅栏、门闩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烂的资产阶级术语,有可能称之为监狱),从一九二四年起还送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公社”。国内战争、饥馑、秩序混乱、父母被枪杀、父母在前线牺牲,种种原因使他们成为孤儿。当时司法机关确实曾经企图把这些儿童从街头的偷窃训练中拉出来,使他们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劳动公社中开始了工厂技艺的学习,以当时失业年代的条件而论,这是优待的安置,所以许多小伙子都乐意学习。从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中,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种工厂学校。少年犯们每日应当工作四一六小时,按全苏联劳动法典取得工资,余下的时间就学习和娱乐,也许沿着这种途径事情本会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条来的,这个条文规定,儿童犯偷盗、实施强暴、伤害别人身体致成残废和杀人罪的,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条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较轻,不是像对成年人那样“满打满算”。这已经是为未来的娃娃犯人开辟的通向群岛的第一个小口,但还不是大门。
    我们不会忽略这样的有趣数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岁(比这更年幼的就不计算了)到二十四岁的犯人占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十月革命发生时正是六岁到十四岁的少年几乎占了一九二七年整个群岛居民的半数。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胜利十年后却置身于监狱中,并且还占了它的一半人口。这同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不大协调,但数字就是数字嘛。这些数字说明,群岛从来也没有缺少过年轻人。
    但它应当年轻到什么程度——这是在一九三五年决定的。在这一年,在历史的柔软粘土上,伟大的凶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压了进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宁格勒、搞垮自己的党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儿童——他那么热爱的儿童,他是儿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还同他们一起照过相。这些恶作剧的淘气孩子,这些厨娘们的子女,在国内越来越多地,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他没有别的办法去制服他们,便想出一条妙计:对这些儿童从十二岁(他的心爱的女儿也已接近这个界线,他已经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年龄)起可以满打满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说,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所解释的,“适用一切刑罚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枪决)。
    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当时很少理解各种法令的意义,我们老是看着斯大林手里抱着一个黑头发小女孩的肖像……十二岁的孩子自己去读这些法令的那就更少了。而法令却一个接一个地发布出来。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对于“在铁轨下放置各种物品”的也从十二岁起判刑(噢,这是在训练年轻的破坏分子)。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对于第十二条没有规定的其余各种犯罪——从十四岁起判刑。
    这时发生了一个不大的干扰。卫国战争开始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在斯大林发表惊慌失措的讲话后过了四天,在德国坦克正冲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的时候,又发布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个法令,很难说,现在什么对我们更有意思:表明当局在那些火烧眉毛的日子里解决某个重大问题时的无动于衷的学院派作风呢,还是法令的内容本身。事情是这样的,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向最高苏维埃告了最高法院一状(可见大恩人也是了解这件事的),说是各法院对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适用得不正确:他们对蓄意犯罪的儿童才判刑。这种心慈手软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于是,主席团在战火中作出说明:上述解释不符合法律原意!它导入了法律没有规定的限制!……于是它按照检察长的意见向最高法院说明:在儿童不是蓄意而是过失犯罪的场合,也可对他们进行审判,适用一切刑罚方法(即“满打满算’)!
    真了不起!也许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谁也没有接近过这样根本解决儿童问题的做法。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对过失行为判刑——直至枪决!
    一九七二年三月,当听到一个十四岁的英国少年在土耳其因大批贩卖麻醉品被判处了六年徒刑的时候,全英国都大为震惊——怎么能这样做呢?!可是当阅读斯大林的关于娃娃犯人的法律时,你们的左派领袖的眼睛和心灵都到哪里去了?
    “儿童?!你们为什么消灭儿童?”一纽伦堡法庭审判席上的偶然对苏联国内法律一无所知(忘了自己过去是怎么审的了)的苏联法官尼基琴科震惊于被告们的罪行,表示了天真无邪的惊讶。英国、美国、法国的法官们带着更加诚实和聪明的神态和他并排坐着。
    只有这样才能把贪婪的老鼠洞都堵死!只有这样才能把集体农庄的穗头保护好!现在粮仓可以不断充实起来了,生活可以繁荣昌盛起来了,而那些天生品行不端的儿童将走上漫长的改过自新的道路。
    那些同样有子有女的党员检察长们谁也没哆嗦一下!——他们毫不为难地签发逮捕证。那些党员审判员们也谁都没有哆嗦一下!——他们睁着明亮的眼睛判处儿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劳改!
    因为“剃”穗头,判给这些小家伙的不少于八年!
    因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个裤子口袋里装的土豆——也是八年!
    黄瓜不是这样计价的。萨沙因为从集体农庄的菜园子里偷了十条黄瓜得到了五年。
    十四岁的小姑娘莉达在库斯坦奈省的钦吉拉乌斯区中心的街上连泥带土地把从卡车上像一般细水似地漏下来的谷物(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来。因为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不是直接从地里或从仓库里,考虑到这个减轻罪责的情节,所以只判了她三年。使审判员发了善心的可能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一(一九四八)年,最高法院作了一个说明:对带有儿童胡闹性质的盗窃行为(在花园里偷几个苹果)——不判刑。根据类推,法院认为可以稍稍从轻处理(而我们可以从中推论出,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苹果是判过刑的)。
    很多人因为从厂办学校逃跑而被判刑。诚然,对这种行为只判六个月(在劳改营里开玩笑地把他们称作死囚。但不管是不是玩笑,请看看远东劳改营里对待“死囚”的情景;派他们从厕所里运粪。一辆双轮大车,上面有一个大木桶,满满装着恶臭的粪水。许多“死囚”有的架辕,有的从旁边和后面推——粪桶晃动时粪水溅在他们身上,而穿着哔叽衣服的脸色红润的“母狗”们哈哈大笑,用棍子驱赶着孩子们。——还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运到萨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们就用刀威胁着“信用讨”这些孩子以满足他们的性欲。——所以,就是六个月有时已经足够了)。
    当十二岁的孩子跨进了成年犯人监室的门槛,作为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样的待遇,在几乎与他们不自觉生活的年数一样多的野蛮透顶的刑期方面、在口粮、烂菜汤、铺位方面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样待遇的时候——“未成年犯”这个共产主义再教育的旧名词不知怎的便失去了价值,轮廓模糊,含义不清了——于是古拉格自己造出了一个响亮的无耻的字眼“娃娃犯人”!而这些苦命的公民——还不是国家的公民,但已经是群岛的公民,自己也开始带着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复起这个字眼来了。
    他们的成年时期就这么早这么奇怪地开始了——从跨进监狱门槛的那一瞬间。
    一套连沉着稳健的勇敢的人们都支持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岁的孩子们头上。但年轻人依照年轻生命的法则不会被这种生活方式压扁,而是会生根、适应。好像在幼年时期毫不困难地就可以学会新的语言、习惯一样——娃娃犯人一进门就学会了群岛的语言——这是盗窃犯的语言,掌握了群岛的哲学——可这又是谁的哲学呢?
    他们从这种生活中吸取了整个最不人道的东西,全部发腐的毒汁——可是却那么习以为常,好像他们在襁褓时期吃的就不是奶,而是这种毒汁。
    他们那么迅速地长入了劳改营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几星期内,而是在几天内!好像对它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好像这种生活对他们一点也不新鲜,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继续。“他们在外面也不是穿丝着绸长大的:剃穗头的、往衣服口袋里装土豆的、到工厂上工迟到的和从厂办学校逃跑的,不是有权有势的父母的子女。娃娃犯人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就很清楚,生活是建立在不公正上的。但那里并不是一切都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外面,有的穿着体面的外衣,有的为母亲的好言相劝所软化。在群岛上娃娃犯人所看到的世界则是四足动物眼里的世界:有力就有理!只有残忍的强盗才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成年人看到的群岛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能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想以及在此以前我们所读到的东西去同它对抗!孩子们则是以童年时代的圣洁的易感性去感受群岛。所以几天内孩子们就成了野兽——而且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最坏的野兽(当你瞧着马的安详的大眼睛或爱抚着俯首认罪的狗的耳朵的时候,你怎能说他们没有道德观念?)。娃娃犯人掌握了一条规律:如果别人的牙齿不如你的坚固——你就去把他嘴里的食物夺出来,它就是你的了!
    群岛上有两种管押娃娃犯人的方式:单独的儿童教养院(主要管押还不满十五岁的幼小的娃娃犯人)和混合劳改点(管押年龄较大的娃娃犯人),往往是同有残疾的犯人和女犯混在一起。
    这两种方式都一样能够发展凶狠的兽性。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使少年犯避免受到盗贼理想的教育。
    请看尤拉·叶尔莫洛夫。他自述说,还在十二岁的时候(一九四二年),他就已经在自己周围看到了许多诈骗、偷窃、投机,暗中对生活有这样的看法:只有胆小怕事的人才不偷、不骗。我却不想怕什么!那就是说,我将去偷窃、欺骗,过好日子,然而,他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毕竟还是走向了另一面。学校里用光辉范例对学生进行的教育一度吸引了他。然而当他看透了“亲爱的父亲”后(获奖者和部长们现在都说他们当时没有这个水平!),他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写了一张传单:“打倒斯大林!列宁万岁广’当下就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给了个五十八条一10,与少年盗窃犯关在一起。于是,尤拉·叶尔莫洛夫很快就接受了盗贼的法规。他的生存的螺旋线急速地绕起圈来——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否定的否定”:回到了偷盗是生活中最大的好事的认识。
    他在儿童教养院里看到了什么呢?“比外面更多的不公平现象。长官和看守们打着教育工作的幌子,白吃国家的饭。娃娃犯人的一部分口粮从厨房里进了教育员们的肚子。用靴子踢打娃娃犯人,使他们成天战战兢兢,成为不声不响的、听话的犯人。”(这里应当说明,幼小的少年犯的口粮不是普通的劳改营口粮。尽管把少年犯判处了长期徒刑,政府并没有变得不人道起来,它没有忘记,这些子女也是共产主义未来的主人。因此,在他们口粮中增加了牛奶、黄油和真正的牛肉。教育员们怎能经得住这种诱惑,而不把勺子放进娃娃犯人的锅里去呢?如果不用靴子踢打,怎能迫使少年犯们不作声呢?也许从这些娃娃犯人中有人长大起来会告诉我们比《雾都孤儿》更为悲惨的故事?)
    对于占压倒优势的不公平现象的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也去干不公平事情!这是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它将长久地(说不定是永远地)成为娃娃犯人的生活规则。
    但有趣的是,娃娃犯人投入残酷世界的斗争时,彼此间谁也不反对谁。他们彼此不认为是敌人!他们是集体地、成帮地投入这个斗争!社会主义的萌芽?教育员们的暗示?哎哟,爱说废话的人,别嘟哝了。这是盗贼世界的法律下达到了他们身上!盗贼是成帮的,盗贼是有纪律和头目的。娃娃犯人——是盗贼的少年队员,他们遵循着长辈的训诫。
    哦,当然,对他们的教育抓得很紧。派来教育员——三颗星的,四颗星的——给他们讲伟大的卫国战争,讲我国人民的不朽功勋,讲法西斯的暴行,讲斯大林对儿童的阳光雨露般的关怀,讲一个苏维埃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关于社会的“伟大学说”只是建立在经济上的,从来也不懂心理,也不知道这个简单的心理规律;任何一件事情重复上五次六次,就会引起不信任,再多几次——就会引起厌恶。从前的教师们和现在的从厨房里偷东西的教育员们向他们硬性灌输的一切,都使这些娃娃犯人感到厌恶(甚至部队军官的爱国主义讲话:“孩子们!你们得到信任去拆除落伞。这是贵重的绸子,祖国的财产,要好好爱惜它!”——也没有收到效果)。少年犯追求超额完成定额以便多吃一碗粥,把所有的绸子都割成了无用的碎块——(克里沃舍科沃)。在所有这些种子里,只有一颗仇恨的种子——对五十八条犯的敌意,对人民敌人的优越感——被他们接受下来。
    这是他们往后在普通劳改营里所需要的。暂时在他们中间还没有人民敌人。尤拉·叶尔莫洛夫——也变成了一般的娃娃犯人,他早就把愚蠢的政治守则换成了盗贼的守则。在这大锅粥里谁都不能不被煮烂!无论哪个孩子都不可能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不变——如果他不立即宣布自己是盗贼的少先队员,他就将被踏坏、撕碎、排斥。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宣这个誓……(读者!把你们的子女送去试试……)
    在儿童教养院里——谁是娃娃犯人的敌人呢?看守和教育员。同他们也就有斗争!
    娃娃犯人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他们的第一个力量是——团结,第二个力量是——不受惩罚。只是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可以依照成年人的法律把他们推到这里,而一旦来到群岛上以后,便有一条神圣的禁忌保护着他们。“长官,牛奶!给牛奶!”——他们号叫着,像打鼓似地敲着门,弄坏板铺,打破玻璃——做一切成年犯人做了会被称为武装暴动或经济反革命的事情。他们丝毫不受威胁!马上就会给他们拿牛奶来!
    一队娃娃犯人在严格的押解下被带着穿过城里,这样郑重其事地警戒一群小孩子似乎令人觉得害臊。才不是这样呢!小犯人们已经商量好了——一声口哨!!——谁想路,就往不同方向奔跑!押解队有什么办法呢?开枪?打谁?难道可以打小孩子吗?……他们的刑期也就于此结束了!一下子从国家手里跑掉了一百五十年。不愿当笑柄?——那就别去抓孩子们!
    未来的小说家(在娃娃犯人中间度过了童年的)会给我们描写娃娃犯人的许许多多花招,他们怎样在教养院里恶作剧,报复教育员,给他们吃苦头。他们的刑期和管理制度看起来尽管很严,但娃娃犯人由于不受惩罚就发展得非常胆大妄为。
    下面是他们吹嘘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清楚娃娃犯人的通常的行为方式,所以对这个故事是完全相信的。一群非常激动的吓坏了的孩子跑到教养院的女护士那里,叫她去看得了重病的同伴。她忘记了谨慎,就迅速地与他们一起来到他们的四十人的大监室。这时,蚂蚁式的工作开始了!——一些人堵住大门进行防守,另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把护士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都撕掉,把她弄倒,有的坐着压住她的手,有的压住她的脚,然后就各显神通了,强奸她,吻她,咬她。冲他们开枪是不许的,谁也没有去把她抢救出来,直到他们自己把这个被玷污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放走。
    男孩子对女人肉体的兴趣,一般说很早就发展起来了,在娃娃犯人的监室里,这种兴趣更被绘声绘色的故事和夸口烧得极为炽烈。所以他们不放过机会去发泄。请看一个插曲。在克里沃舍科沃隔离区(第1劳改点)里,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四名娃娃犯人同装订车间的女少年犯柳芭坐着聊天。她为着什么事激烈地反驳他们。这时男孩子们便跳了起来,抓住她的两脚高高地提起。她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中:两手撑着地,裙子落到她的头上。男孩子们就这样抓住她,用空着的手去抚摸她的身子。然后并不粗鲁地把她放下。她打了他们吗?逃开他们吗?没有,照旧坐下来继续争论。
    这已经是一些十六岁上下的娃娃犯人了。这是——成年犯的、混合的隔离区(区里有一个五百名女犯的大工棚,在那里,进行交好都是不加遮掩的,男娃娃犯人像男子汉那样神气活现地上那里去)。
    在儿童教养院里,娃娃犯人劳动四小时,学习四小时(然而,整个这种学习全是装模作样)。转到成年犯的劳改营后,他们得到十小时的工作日,只是劳动定额少些,口粮标准却和成年人一样。他们是十六岁上下转到这里,但在劳改营里和到劳改营以前的忍饥挨饿和不正常发育,使他们在这种年龄看上去还是一些又小又瘦的孩子,他们的身材,他们的智力,以及他们的兴趣都落后了。在这里有时按工种把他们分成一些单独的作业班,有时就同年老的残废的犯人混合编在一个班里。在这里要求他们做的是“减轻了的体力劳动”,简单说就是营内儿童劳动。
    在儿童教养院以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没有看管人员所觊觎的那种儿童口粮了——因此,看管人员已经不再是主要敌人了。出现了一些老人,在他们身上可以试试自己的力量。出现了一些女人,在她们身上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成年程度。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活生生的盗贼,肥头大耳的劳改营的突击队员,他们乐意去指导娃娃犯人的世界观,教练他们偷窃本领。向他们学习——是诱人的,不学习——是不可能的。
    对于自由的读者,“盗贼”这个字眼儿也许听起来是带有责备味道的吧?那他就什么也没有懂得!在盗贼世界里,念起这个词来,像在贵族圈子里念“骑士”这个字一样,甚至还要毕恭毕敬,像说神圣的词那样,不是放大嗓门去念。将来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贼——这是娃娃犯人梦寐以求的,这是他们一帮自发的努力方向。就是他们中间最独立不羁的——思量着生活的少年——也找不到比这更可靠的命运。
    有一次,在伊凡诺沃递解站上我宿在娃娃犯人的监室里。板铺上挨着我躺着的是一个年纪过了十五岁的瘦瘦的男孩子,好像叫斯拉瓦。我感到他履行娃娃犯人的一切仪式有点勉勉强强,似乎他的年龄已超过了这个阶段或者已经感到疲劳。我想:这个男孩子还没有毁掉,比较有头脑,很快就会离开他们。我们聊起天来。他是基辅人,他的父母中一个已经去世,一个把他扔了。还在战争前,九岁的时候,斯拉瓦就已开始偷东西,“当咱们这边的来了以后”,以及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也偷,他带着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身上过早出现的若有所思和郁郁不乐的微笑对我说,他往后仍打算靠偷东西过日子。他很火情入理地说明:“当工人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什么也挣不到。我的童年是不好的,我想过好日子。”我想补充了解他回避开的两年——基辅被占领的两年,便问:“你在德国人占领时做什么来啦?”他摇摇头说:“在德国人占领的时候我工作了。在德国人统治下我哪能偷呀,他们当场就会把你枪毙。”
    在成年犯人的劳改营里,娃娃犯人们仍保持着自己行为的主要特点——齐心协力地进攻和齐心协力地回击。这使他们变得强大,并摆脱了各种限制。在他们的意识里,可以容许的和不能容许的之间没有任何禁止越过的界限,更没有什么善恶观念。对于他们说来,凡是他们想要的,都是好的,凡是妨碍他们的,都是坏的。他们所以养成一种厚颜无耻的举止作风,因为这是劳改营里最有利的一种行为方式。在不能以力致胜的地方,假装和狡猾对他们很有用。娃娃犯人可以装成宛如圣像画上的少年,使你感动得掉眼泪,而这时他的同伴却在背后掏空你的口袋。他们这帮记仇的小家伙可以把任何人报复得不能安生——为了不被这伙小强盗纠缠上,谁也不去帮助受害者。目的达到了——把对手们拆散了,娃娃犯人们就一群扑上去对付一个。这时他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了!他们这么多人一下子猛扑上来,你都来不及发觉他们、区别和记住他们。你被搞得手忙脚乱,招架不及。
    苏济讲述了诺沃西比尔斯克劳改营克里沃舍金诺第二(惩戒)劳改点的几个场景。生活在招入地下一米半深的阴暗的大土屋(容五百人)里。长官们不干涉隔离区的生活(既没有标语,也不讲课)。盗窃犯和娃娃犯人称王称霸。几乎不出工。伙食也就与之相适应。然而却有许多空闲时间。
    在作业班员们的护送下从切面包房里抬出面包箱。娃娃犯人们在箱子前面假装打架,你推我撞,把箱子弄翻了。作业班员忙去从地上拣面包。二十份口粮中,他们只来得及拣起十四份。“打架”的少年犯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个劳改点里的食堂是一座临时搭起的木板屋,在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不适用伪。烂菜汤和口粮从厨房送到土屋,需要在严寒的露天里走一百五十米路。对于年老的残废犯人,这是危险的艰苦的行动。口粮深揣在怀里,冻僵的手紧抓住菜锅。突然,三、四个娃娃犯人从旁边发疯似地猛扑过来。他们把老人打倒,六只手一齐上来搜索,然后一溜烟地跑了。口粮被抢走了,烂菜汤倒了,一只空锅躺在地上。老人使劲屈膝站起来(其他犯人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躲开这个危险地方,赶紧把自己的口粮带回土屋里)。受害者越弱——娃娃犯人就越残忍。一个已经完全软弱无力的老人被抢走了口粮;明目张胆地,直接从手里夺。老人哭着,央求还给他:“我要饿死呀!”——“你反正快死了,有什么关系!”——娃娃犯人们商量好在厨房前的一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的空空的冷屋里袭击残废犯人。一伙小强盗把受害者拽倒在地上,坐在他手上、脚上、头上,搜索他所有的口袋,拿走马合烟和钱,就跑掉了。
    一个又高大又强壮的拉脱维亚人马尔丁松穿着英国飞行员的褐色系带高筒皮靴(带子用小钩一直系到膝盖)出现在隔离区里。他甚至夜里都不脱掉皮靴。他自恃有力气。但是一伙娃娃犯人盯准了他在食堂的小舞台上稍稍躺一下的机会,霎时间一齐向他扑上去,霎时间消失了——皮靴没有了!所有的带子都被割断,靴子被拉了下来。寻找?往哪里找!马上就通过看守员(!)把皮靴送到区外高价卖掉了(娃娃犯人们什么不拿到区外去卖!每次当劳改营领导可怜他们年幼,给他们稍好一点的鞋子或衣服,或者给他们从五十八条犯人那里剥夺来的床垫片——不消几天,所有这些东西都卖给外面人换了马合烟,而娃娃犯人们又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鞋子,睡在光秃秃的板铺上)。
    一个不谨慎的自由雇员牵着一条狗走进隔离区,只要~眨眼工夫不留意——傍晚时分他就可以在营区外买到自己那条狗的皮:狗一眨眼间就被诱走,宰掉,剥皮,烤熟了。
    再没有比偷盗抢劫更美妙的事了!——既可饱肚子,又快乐。年轻的身体需要单纯的活动筋骨和不为谋利的娱乐以及奔跑。如果给他们锤子去打炮弹箱,他们会不断挥舞起来(甚至女孩也一样),把钉子钉进随便碰上的什么东西里去,钉进桌子,钉进墙壁,钉进树墩。他们经常彼此角斗,——并不只是为了去掀翻面包箱,他们真的也在板铺上,在过道里角斗,追逐。他们踩在人们的腿上、踩在物件上奔跑,把什么东西弄翻,把什么东西弄脏,把什么人吵醒,把什么人撞倒,并不是有必要——他们在玩耍!
    任何儿童都这样玩,但普通的儿童毕竟有父母(在我们的时代——只不过是“毕竟”),有某种管束办法,可以制止、感化、惩罚他们,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在劳改营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用活去感动娃娃犯人——简直是不行的,人类的语言和他们无线,他们的耳朵听不过任何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生气的老人们动手去制止他们——娃娃犯人就把重东西往老人们身上扔。娃娃犯人们有什么不可以拿来开心的!——抓起残废人的一件军便衣,玩起你扔我接的游戏——逼着老头像他们的同龄人似地跑来跑去。他生气了,走掉了吗?——那他就再也别想看到这件军便服!他们卖到营区外去了,换烟抽掉了!(这时候他们会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走到老头身边:“老爷子,给对个火!算了,别生气了。你为什么要走掉,不把它抓住呀?”)
    对于成年人,对于做了父亲、祖父的人们说来,娃娃犯人在劳改营这块狭小地方的这些狂暴游戏,要比他们的抢劫和饥饿贪婪更为难受,更感受辱。这是想不到的一种最刺激人的屈辱办法:把上了年纪的人与顽皮孩子放在同等地位,如果是在同等地位那还凑合——不,是交给孩子们任意摆弄。
    娃娃犯人不是故意去做坏事的,他们根本不想侮辱人,他们不装模作样:他们除了自己和年长的盗贼犯外,的确不把任何人当人!他们当初是这样认识世界的——现在仍抱住这种观点不放。下工的时候,他们插入到那些疲惫不堪的、几乎站不稳脚的、发呆的或沉浸在回忆里的成年犯人的队伍中去。娃娃犯人把队伍冲得七倒八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成为领头的——这什么好处也没有,只不过是为了好玩而已。他们吵吵闹闹地说话,经常瞎提普希金(“普希金拿了”,“普希金吃了”),冲着上帝、基督和圣母骂娘,大声喊叫各种关于性欲方面的下流话,丝毫不避站在旁边的上年纪的妇女,更不用说年轻女人了。在劳改营的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达到了脱离社会的最高自由!——在营区内漫长的点名时间,娃娃犯人们彼此追逐,冲人群,把一些人推倒在另一些人身上(“喂,乡下佬,干吗站在路当中?”),或者围着一个人,像围着一棵树那样,你追我赶地奔跑,而且比围着树转更方便,因为可以拿他来挡住自己,可以扯他,摇他,把他往四面八方拉。
    即使在愉快的时刻这也是令人感到受辱的,而当一个人的整个生活被毁坏、被扔到遥远的劳改营坑里去毁灭、饥饿的死亡已经在他身上蔓延、他的眼里一片漆黑的时候,——更无法用悲天悯人的高姿态去同情那些少年们,原谅他们在这种凄凉地方的游戏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不,上年纪的受尽折磨的人满腔愤恨地向他们叫嚷;“小毒蛇,都把你们瘟死!”“渣子!疯狗!”“你们都死绝!”‘很不得亲手把他们掐死!”“比法西斯分子还坏的野兽!”“真是专门放出来要我们的命!”(在残废人的这些叫喊中放进了多少仇恨,如果话能杀死人——那就已经把他们杀了。)是啊!这些家伙好像是他们故意放出来害我们的!——因为劳改营的主管人员不管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比这更大的祸害来了(好像在一盘成功的棋局中,所有的棋步突然自己配合起来,给人的印象却好像事前天才地想出来的,在我们的系统中许多折磨人的好办法也是这样搞成功的)。你会觉得基督教神话里的小鬼就应当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别样。
    况且,他们的主要游戏和他们的标志——他们常用的标志,致敬和威胁的标志——就是两股叉:食指和中指叉开做成好似活动的犄角的形状。但它们不是低人的,它们是刺穿东西的,因为老是向着眼睛伸去。这是从成年盗贼那里承袭来的,表示一种严重的威胁:“杂种,抠掉你的眼睛!”这是少年犯的一种心爱游戏:在一个老人眼前不知从什么地方出其不意地像蛇头那样伸出一对双股叉,手指照直地向着眼睛移动过去,马上就要捅进去!老人身于往后仰,他们还在他胸部稍稍一推,而他后面一个娃娃犯人已经紧靠着脚伏在地上——于是老人就在娃娃犯人愉快的哄笑声中啪嗒一声朝天跌倒,头碰在地上。他们永远不会扶他起来。他们不懂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这只不过是寻寻开心。你拿这些小鬼一点没有办法!老人艰难地撑起有病的身子,愤愤地低声说:“要是有机枪——把他们统统打死也不可惜!”
    老人U对他们恨之入骨。他说:“他们反正是已经毁掉了的,长大起来对人们将是一场瘟疫。应当把他们悄悄地消灭掉!”他研究好了一个方法:偷偷抓住一个娃娃犯人,就把他翻倒在地上,用双膝压他的胸部,直到听得见肋骨的折裂声——但不结果他,到此就放走。U老头说,这样的娃娃犯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但什么医生都不会弄清是怎么回事。U老头就这样把几个娃娃犯人送到了阴世,直到他自己被打死。
    仇恨产生仇恨!仇恨的黑水沿平面泛滥要比从沿着火山口朝上喷射冲向那些使老的和小的都遭受奴役的人要来得容易。
    这些法西斯小顽固就这样由斯大林的法律、古拉格的教育和盗贼薰陶的共同行动培养了出来。再也不能想出使孩子丧失人性的更好方法了。再也不能更浓密更迅速地把劳改营的种种恶习打入未成熟的瘦窄的胸膛了。
    甚至在可以毫不困难地使孩子的心灵软化的时候,劳改营的主人们也不许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教育的任务。一个男孩子请求从克里沃舍科沃第一劳改点转到他父亲服刑的第二劳改点去。没有允许(因为规章要求分开关押)!这个小男孩不得不藏在一只大木桶里被运到第二劳改点去,偷偷地住在父亲身边。他们以为他逃跑了,引起了一场慌乱,还用钉耙搅粪坑——莫非是淹死在那里了?
    万事只是开头难。沃洛佳·斯涅吉廖夫刚十五岁进监牢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后来他得了六个刑期,加起来几乎有一世纪(两次各二十五年),在强管棚和禁闭室过了一百天(年轻的肺得了结核病),七年是在全苏联的通缉之下度过的。后来他就在牢靠的盗贼道路上安身过活了(现在是失去一只肺叶和五根肋骨的二等残废)。——维佳·科普佳耶夫从十二岁起就不断地坐牢。被判了十四次,其中九次是因为逃跑。“在狱外我还没有过过一天合法的日子。”——尤拉·叶尔莫洛夫获释后找到了工作,但他被辞退了——因为录用复员军人更为重要。他不得不会作“巡回演出”。
    因而又得到了新的刑期。
    斯大林的惩治娃娃犯人的不朽法律存在了二十年(直到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颁布了较缓和的法令为止。这个法令释放了已服满三分之一以上刑期的娃娃犯人——可是这是第一个刑期的三分之一,如果有十四个刑期呢?)。他们收割了二十次。他们使得二十年内的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陷入了犯罪和腐化的歧途。
    有谁敢于使“伟大的泰斗”的生前形象蒙上阴影呢?
    有这样一些行动敏捷的儿童,他们很早就已经把五十八条搞到手了。例如,格利·帕夫洛夫十二岁就得到了它(从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九年在扎科夫斯克教养院服刑)。对于五十八条根本不存在任何年龄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在通俗的法律讲座中(塔林,一九四五年)也这样说的。乌斯马博士知道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条进了教养院——这显然是创纪录了!
    有时,为了面子上好看起见,把关押孩子的时间推迟,但认准了的反正还是要抓的。我拉·英奇克,一个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与其他两个小姑娘一起(都是十四岁,叶依斯克,一九三二年),听说在清算富农时把幼儿扔掉不管让他们死掉,决定(“像从前的革命者那样”)表示抗议。她们用自己的笔迹把事情写在从学校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并在集市上张贴,期望立即引起普遍的愤慨。医生的女儿好像当即就被关进监狱。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则只是在什么机关里挂了号。一九三七年到了——就在“为波兰当间谍”的罪名下把她逮捕。
    在这章里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为孤儿的儿童,再在哪里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里那些妇女的子女还算是幸福的。当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亲们送往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心慈手软地让她们的子女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儿童们自己侍弄花园、菜园子,挤羊奶,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把成绩单寄给在索洛维茨的父母,并保证要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为上帝受苦(不用说,党很快就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根据关于将子女和父母“分开”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这类娃娃犯人(请记住那个百分之四十八)?有谁能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
    以加莉娅·维涅基克托娃为例。她的父亲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母亲是从波兰来的女裁缝。加莉姐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六个生日(一九三三年),他们快乐地庆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父亲、母亲都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军人在书堆里乱翻。诚然,一个月以后把母亲送还给她了: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去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们全家住在那里,但没有住满三年期限:母亲又被抓了起来,父亲则被枪决了。过了一个月,母亲死于狱中。加莉娜被放进托波尔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里的习俗使小姑娘们经常处于遭受强暴的恐惧中。后来她转到了市保育院。院长暗示她“你们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可是还有人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道到了什么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只小狼。在十一岁的时候,她已经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审讯。——从那时候起,她就有了一张“十元券”,然而并没有全部服满。年纪快到四十,仍是独身,住在北极圈里,她写道:“我的生命从父亲被捕的时候起就已结束。我直到现在都是那么爱他,甚至怕去想这件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我的心灵充满着对它的热爱……”
    斯维特兰娜·谢多娃也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他们把我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到街上,把我放在这些东西上,当时正下着大雨。从六岁起我就成了‘叛国犯的女儿’——在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他们被送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送进特种保育院。大多数人都改名换姓,特别是那些名气大的。(尤拉·布哈林只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切博塔廖夫好像名气并不大,为什么也改了姓?)子女长大起来完全清除了父母的污垢变得干干净净的。罗莎·科瓦奇出生于美国费城,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共产党员父亲带到了这里,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出来后,在战争时期落入了德国的美占区——她什么遭遇没有经历过呀I——那又怎样呢?还是回到了苏维埃祖国去领取自己的二十五年。
    甚至浮光掠影的一瞥就可察觉这个特点:儿童也得坐牢,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得出发到群岛的天堂乐园去,有时是与父母一起去。请看八年级学生尼娜·彼列古德的遭遇。在二九四一年十一月,来了一些人逮捕她的父亲。进行搜查。尼娜突然想起,她写的一首顺口溜虽已揉成一团扔在炉子里,但还没有烧掉。本来就这样让它放在那里算了,但尼娜由于心慌意乱决定当即把它撕掉。她爬进炉膛,这时正在打瞌睡的民警就把她抓住了。于是,用小学生笔迹写下的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思想就出现在契卡人员面前:
    天上星星闪亮光,
    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们丢了斯摩梭斯克,
    莫斯科的日子也不长。她还表达了愿望:
    把那学校给炸掉,
    我们懒得上学了。
    当然,这些在唐波夫大后方拯救祖国的成年男子汉,这些具有热烈的心肠和干净的双手的骑士,应当去消除这个致命的危险。尼娜被捕了。她从六年级开始写起的日记本和一张反革命照片:被拆毁的瓦尔瓦拉教堂,都被抄去进行侦查。热心肠的骑士追问:“你爸爸平时说些什么话?”尼娜只是大声号哭。判了她五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虽然她还不可能被剥夺权利:她还没有权利)。
    在劳改营里当然把她同父亲分开了。一枝白色的丁香就使她柔肠寸断:女友们这时正在考试呀!就像行动人员设计的那样,尼娜作为一个因想到“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我同岁,可是人家做出了什么事,而我却多么可恶”而决心改过自新的女罪犯,内心感到极大痛苦。行动人员趁此加强压力:“但你还能赶上她!帮我们作事吧!”
    哦,年轻心灵的腐蚀者!你们将多么顺利地过完你们这一辈子!你们在哪里也不必满脸羞惭浑身发僵地站起来承认,你们往人们的心灵上浇了多少脏水!
    卓娅·列会娃却胜过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这样的。她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们——因为信仰上帝被东一个西一个地关在远方的劳改营里。卓娅还只有十岁。她被送进保育院(伊凡诺沃省)。她在那里宣布,她永远也不会把母亲临别时给她系上的十字架从脖子上取下来。为了不致在睡着时被取走,她把带子结得更紧。斗争进行了很长时间,卓娅发了狠心说:你们可以把我捐掐死,从死人身上摘下来吧!因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进了残疾儿童保育院!这里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写的娃娃犯人还要坏的孩子。为十字架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卓娅顶住了一切;她在这里既没有学会偷窃,也没有学会说下流话。“像我母亲那样圣洁的女人,女儿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宁可像全家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犯。”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教育员们和广播越是颂扬斯大林,她就越确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种种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没有被刑事犯们拉过去,现在反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院子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塑像上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和难听的题字(娃娃犯人喜欢活动!——重要的只是怎样正确地引导他们)。行政当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层,派人暗中监视,并报告了国家安全部。可是题字依然出现,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在一天早晨,发现塑像的头被打了下来,翻倒过来,在里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恐怖行动!国家安全人员来了。开始依照他们的全套规矩进行审问和威胁:“把恐怖分子集团交出来,否则按恐怖行动论罪统统枪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枪毙掉一百五十来个孩子算个什么!要是他老人为知道了,就会亲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们会沉住气还是会动摇,但卓娅·列舍娃声明: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老爷子的脑袋还能派别的用场吗?”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经地判了极刑。但是,由于那个恢复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枪毙十四岁的孩子好像是不许可的。因此就给了她十年(真奇怪,为什么不是二十五年)。十八岁以前她呆在普通劳改营里,从十八岁起——在特种营里。因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饶人,她又得了第二个劳改刑期,并且好像还有第三个。
    卓娅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经获释了,而卓娅却依然坐在牢里。
    我们的信教自由万岁!
    儿童们——共产主义的主人翁们万岁!
    有哪个国家敢说它像我国这样热爱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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