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正文-一个人的圣经-世界名著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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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的风,为什么是三月?又为什么是风?三月,华北大平原还很冷。这黄河故道一望无际的泥沼和盐减地,由劳改犯开辟为农场,冬天种下的小麦要没有干旱,开春后也就刚收回种子。这类劳改农场根据基局领袖新发布的最高指示,改为“五七干校”,原先的犯人军警一再转而押往荒无人烟的青海高原,也就改由从红色首都清洗下来的机关员工来种。
    “五七干校不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军代表从北京来传达了新的指示,这回清查的叫做“五二八”,一个庞大而无空不入渗透到群众组织中的反革命集团。查到谁,谁便成了现行的反革命。他首当其冲,可已不是运动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吓得当即作检查。他这时已成了一头狐狸,也可以反咬一口。他也会露出利齿,做出个凶狠的姿态,不能等一群猎狗扑上身来。生活,要这也称之为生活的话,就这样教会他也变成一头野兽,但充其量不过是一头在围猎中的狐狸,一步失误,就会被咬得粉身碎骨。
    几年来的混战今是而昨非,要整谁都可以罗列出一大堆罪名。人一旦被置于受审的地位,就一定要查出问题,一个人出了问题,就一定要弄成敌人,这就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既已被军代表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就等群众发动起来,火力集中到他身上。他完全清楚这一套程序,在灭顶之灾到来之前,只能尽量拖延时间。
    连指导员宣布审查他的前一天,众人还同他嘻嘻哈哈。大家吃住在一起,在同一个食堂喝同样的玉米糊,吃同样的混合面窝头,都睡在仓库的土地上,铺的石灰垫上麦楷,一趟趟的大统铺每人四十公分宽,不多不少,用皮尺量过,不管原先的职务,高干还是勤务员,胖子还是瘦子,老人还是病人,只男女分开。是夫妻没小孩要照料的,都不可同房,都按照军队班、排、连、营的编制,都在军代表领导之下。清晨六点钟广播喇叭一响,便都起床,二十分钟内刷牙洗脸完毕,都站到土墙上挂的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示,唱一遍语录歌,手持红小书三呼万岁,然后去食堂喝粥。之后,集中念上半个小时《毛著》,再扛锄头铁锹下地,都一样的命运,还斗来斗去斗个什么?
    他免去劳动勒令写检查的当天,便仿佛患上瘟疫,人都生怕传染,没人再敢同他说话。他不知道究竟抓到了他什么问题,瞅准同他混得还不错的一个哥儿们进了土墙围起住的粪坑,跟进去解开裤子,佯装撒尿,低声招呼了句:
    “哥们,他们抓住我什么了?”
    这哥们干咳一声,低下头,好像专心致志在拉屎,也不再抬头。他只得从茅厕出来,原来连他上厕所都有人盯梢,得到这番信任领有任务的那主正站在土墙外,佯装望呆。
    在帮助他的会上,所谓帮助,也即运用群众的压力迫使人承认交代错误,而错误与罪行同义。群众就像一群狗,往哪头抽鞭子,便窜向哪方咬,只要鞭子不落到自个儿身上。他已经清清楚楚懂得运动群众这屡试不爽的诀窍。
    安排好的发音口一个比一个尖锐,越来越猛烈。发音口前,导言先引用一毛语录一来对照他的言行。他索性把笔记本摆在桌面上,大模大样做纪录,这也是他要表达的信号,故意做出个姿态,都记录下来,有朝一日形势翻转,他也绝不饶人。几年来的政治运动翻云覆两,人都变成革命的赌徒和无赖,输赢都是押宝,胜为豪杰,败为怨鬼。
    他迅速记笔记,尽可能一句不漏,不仅不掩饰他此刻期待的正是那有朝一日,也会以牙还牙。正在发音一的那位秃顶早衰的唐某,越说越加亢奋,引用的都是毛老人家对敌斗争的警句。他干脆放下笔,抬头两眼直盯这主,手持红皮语录的唐某手开始哆嗦,也许出于惯性收不住了,越说越激昂,唾沫星子直冒。其实这唐某也同样出于恐惧,地主家庭出身,哪一派群众组织都没能参加,不过想藉机表现,立功讨好。
    他也只能选择这样一个在恐惧中讨生存的弱者,骂了句粗话,把手上的钢笔惯了,说这样的会他不开了,等着把他问题搞清楚,便离开开会的那片水泥地晒场。除了军代表指定的几位连、排干部,这连队上百来人大部分原先是他这一派的,马上批斗他气候还没到,他冒险作个姿态,也是让他这派的稳住阵脚。当然也知道,这并阻止不了网织他的罪行,他必须在罗网收拢之前,逃出干校。
    黄昏时分,他一个人朝远处的村子走去,出了干校的边界,立在地里一长排望不到头的水泥桩,有些剪断了的带刺的铁丝还缠绕在水泥椿子上。
    村边有座烧石灰的畜,他来到髻前,看几个农民在堆满煤块的审洞里浇上煤油,点起火,不一会便浓烟滚滚。他们把窖洞再封上,放了一串鞭炮,都走了。他又站了一会,不见从农场方向有人跟踪过来。
    暮色渐起,落日橙红一团,农场那边l排排房舍已朦胧不清。他于是朝落日走去,经过一垄垄还未缓青的麦田,再往前,泛白的盐碍地里只有稀疏的枯草,脚下泥土越来越松软,面前是一汪汪泥沼。大确在枯黄的水草茎中呜叫,落日变得血红,缓缓落进更远处黄河的故道。越益昏暗的雾霭中,脚下都是稀泥,没一处可以坐下。他点上一支菸,思索有什么去处可以投靠。
    他两脚陷在泥沼中,抽完了工支菸。唯有找个农村接受他落户—也就是说吊销他还保留的城市居民户口,就当一辈子农民,还得在打成敌人之前。可农村里他也没有一个熟人,左思右想,突然想到中学时的同学孤儿大融,是十年前第一批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城市知识青年,之后在南方山区的一个小县城安家了。没准,通过这位少年时的同学,或许可以找个能接纳他的去处。
    回到宿舍,众人纷纷在洗脸洗脚漱口,准备就寝。年老体弱累得不行的早已躺下了。他没有去井边打水漱洗便钻进被窝,没时间拖延,得当晚赶到县城,给融发个电报,来回四十公里天亮前无论如何赶不回来。他得先溜进农场外的一个村子,找参加过他这派的l位干部老黄借辆自行车,带老人和小孩下来的职工都分插在附近村庄农民家落户。
    等最后躺下的人熄了灯,鼾声已此起彼伏。暗中他身边的那老干部不断翻身,麦楷悉索直响,大概天冷暖不过身来还没睡着。他悄悄对老头说,肚子拉稀要去茅坑。旦一下之意,万一查夜间起他人哪里去了,就这么打发。他想,这老头不会出卖他。宣布审查之前他带一个班劳动,总是把最轻的活分派给老头,修修松了的锄头耙子,看看晒场,别让附近的农民顺手装一口袋粮食走。老头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高血压有医生开的病休证明,可运动中倾向他这一派,为军代表不容也弄到干校来了。
    村子里一片狗叫。老黄披件棉袄开的房门,他妻子还在土炕上被子里,拍着惊醒了直哭的小女儿。他匆匆说了一下他紧迫的困境,说天亮前一定把自行车还来,绝不给他们夫妇惹麻烦。
    去县城的乡间土路许久没下雨,尘土很厚,又坑坑洼洼,骑在车上颠簸不已。风刮起来,灰沙扑面,呛得喘不过气来,啊,那早春三月夜晚的风沙……
    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同他要求救的同学大融曾经讨论过人生的意义,那是从一瓶墨水开始的。融被收养在一个孤寡的老大大家,离他家很近,放学后经常上他家一起做作业,听音乐。融二胡拉得不错,也迷上提琴,可别说买琴,连暑假期间最便宜的学生专场电影也看不起。有一次他多买了张票给融,融一再推托硬是不去。他不明白,说这票只好浪费了,融才说,看了会还想看,要上瘾的。可融不拒绝上他家玩提琴。
    一天,他们做完功课听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一G大调弦乐四重奏…,融听呆了。他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沉默良久。当时他突然说,要知道桌上的这瓶墨水并非蓝色。融说,更确切,是墨蓝。可说他,大家看到这颜色通常都说是蓝的,或墨蓝,也就约定俗成,给个共同的名称,其实各人看到的颜色未必”样。融说不,不管你我怎么看,那颜色总不变。他说颜色固然不变,可各人眼里看到的颜色是不是同样的,谁也无法知道。融说那总得有个说法。他说沟通的不过是蓝色或墨蓝这个词,其实同一个词背后要传达的视觉并不一样。融问那这瓶里的墨水究竟什么颜色?他说谁知道?融沉默了一会,说这让他有点害怕。
    下午的阳光黄橙橙射到房里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质纹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连阳光照射的这实实在在的地板也变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这样真实,不免也怀疑起来。人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存在全凭个人的感觉,人一死这世界也就浑浑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活着还有什么确定的意义?
    他上大学之后,融在农村修小水电站,当了个技术员,还相互通信,这种讨论继续了好一段时间。这种认知竟动摇了他们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同为人民服务建设一个新世界那确定无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于是惧怕生命消失,所谓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负都仿佛失去着落。现如今,却连活下去都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敲了半个多小时县城邮电所的门,临街几个窗子都敲遍了,终于亮灯,有人起来开门。他说是从干校来的,有公文要发重报。写电文时也很费周折,得用冠冕堂皇的词句,根据有关下放人员的文件规定,又要让他这位多年断了联系的同学懂得事情急迫,尽快给他找个能落户的公社,并火速电覆一个接受他当农民的公文,又别引起这邮电所发报人对他的怀疑。
    回去的路上,经过只有几间简易平房的火车站,灯光昏黄,照着空寂的站台。两个月前,军代表指派他和十多个算是身强力壮的青年,来车站接应他们机关新下来的大批职工、干部和家属,老人、病人和小孩也都未能幸免,整整一趟专列几十个车厢,站台上卸满了铺盖卷,箱子、桌椅、衣柜之类的各色家具,还有腌咸菜的大缸,就像是逃难。军代表叫做
    “战备疏散”,黑龙江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把京城的火药味弄得浓浓的,连干校也传达了林副统帅签署的“一号战备动员令”。
    一口大缸搬下车来磕裂了,腌卤流了出来,到处弥漫一股酸菜味。原先在机关看后院大门的老头,仗着是工人出身便破口大骂,不知骂的谁,也没人阻止,总归他一冬的咸菜白白糟踏了。人人都守在自己那堆家当前,寒风中裹住围巾缩个脑袋,默默坐在行李卷和箱子上,听候点名分配到干校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去。脸蛋冻得紫红的孩子在大人身边呜咽,也不敢放声哭闹。
    好几个公社动员来的三百多套大车堵塞在站台外,骡马喷鼻嘶呜,空中鞭子直响,比农村集市还热闹。农民们不是捏着事先分发的纸条子站在大车上吆喝,便挤来窜去,叫号领人。一辆小汽车卡在骡马车之间进退两难,领章帽徽鲜红的宋代表披件军大衣终于从车里出来了,上了站台,登上个木箱子,指东划西。领导干校的宋代表号兵出身,革命资历算不了什么,可也算驰战过疆场,却指挥不动这帮农民的大车,越弄越乱。
    从中午到天黑,人总算一车一车领走了,站台上依然到处堆的没能拉走的家具和木箱。他和几个哥们由军代表指定留下来看守。别人都到车站的候车室去避风,他一个人用木箱和衣柜垒起个挡风处,又买了瓶烧酒和两个掺了玉米面冻得硬梆梆的馒头,钻进盖上帆布的角落里,望着站台上昏黄的灯光,他想到娶妻,要有女人和孩子便也可以同那些有家小的一样,借住到村里农家。横竖是种地,多少也可以有间土屋,脱离人盯人的集体宿舍,连说梦话都担心人听见。
    他想起一年前工厂和学校尚未由军队管制,到处在武斗,长江堤岸下的一个小客栈里,同那无处可藏的大学女生过的那一夜。
    “我们命中注定是牺牲了的一代”,这姑娘给他的信中居然敢这么写,想必也处于绝望的境地。
    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防却无法防卫的时代。他已经到了无可再退的地步,只想在农村有间屋,同个女人厮守一起,不再有任何别的奢望,可就连这种可能眼看也要丧失掉。天亮前,他骑车赶回村里。老黄夫妇守了一夜没睡,他们穿好了衣服,从北京带来的煤炉也生着了,屋里暖和起来。黄的妻子已经拼好了面,要给他做碗面汤。他没有推托,晚饭没吃,来回四十多公里一直紧踩快赶,也饿得不行了。他们看他把一大碗面呼呼吃完。出门前他向他们挥手,说他没有来过。他们也重复说,当然,没有来过,没来过。能做的他已经做完了,再就看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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