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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书七)
    既不是图拉的——
    也不是我的股票池故事——我这种故事实在太多,必须克制自己——超过了那些以冰库为中心的故事。听说,杀害席豪移民区工人的那些凶手当时就在冰库里寻找避难所。从那时起,就有八九个给冻住了的杀人犯坐在冰库里,坐在冰库最冷的地方。很多人——只有我没有——都猜想那个销声匿迹的埃迪·阿姆泽尔是在冰库里。孩子不肯舀汤喝,母亲们就用这个黑糊糊的、没有窗户的“色子”来吓唬他们。人们都这样传说,说小马策拉特不肯吃饭,他母亲就把他关进冰库,关了几个钟头,惩罚他,从此以后他就连一厘米也不会长了。
    因为冰库里面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所以只有当运送冰块的车子开到门口,装运嚓嚓作响的冰块时,它的油毛毡门才会打开。每当我们为了显示勇气,从洞开的门口跳过去时,冰库就会向我哈气,而我们也不得不跑到太阳下面去。尤其是图拉害怕冰库,她不敢从开着的冰库门口走进去。她一看到那些腰系黑色皮围裙、面孔紫红、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人,就要躲避。当运冰工用冰钩把冰块从地窖里拖出来时,燕妮就会朝那些人走去,请求他们让她摸一下冰。有时候他们允许她这样做。然后,她就把一只手放到一块冰上去,放了好久,后来还是一个四方脸膛的男子把她的手拉开:“现在够了。你是想把手粘在上面呀!”
    后来,在运冰工当中甚至还有法国人。他们完全像本地运冰工一样,用肩膀扛冰块。他们同样是四方脸,面孔紫红。人们把他们叫做外国工,但不知道是否允许同他们讲话。可是,在女子中学学了法语的燕妮却向一个法国人打招呼:“您好,先生!”
    这个人彬彬有礼地说:“您好,小姐!”
    燕妮行屈膝礼:“对不起,先生!我可以进去几分钟吗?”
    这个法国人做了一个邀请动作:“请进,小姐!”
    这时,燕妮又行了一个屈膝礼:“谢谢,先生!”随后就让她的手消失在那个法国运冰工的手里。冰库接纳了两个手牵手的人。其余的运冰工都哈哈大笑,开着玩笑。
    我们没有笑,而是开始轻声数着:“二十四、二十五……要是她在我们数到两百时还不出来,我们就大叫救命!”
    他们在数到一百九十二时依然是手牵手地出来了。她左手拿着一块冰,再一次向她的运冰工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便同我们一道走到太阳下面。我们冷得瑟瑟发抖。燕妮用灰白色的舌头舔着冰块,又把冰块递给图拉舔。图拉不肯舔。我舔了,冷得要命的冰就是这种滋味。
    亲爱的图拉表妹:
    在发生你的欧洲医蛭和燕妮晕倒这件事时,在我们因为这件事,也因为你老缠住我要生一个孩子而发生争吵时,在你很少同我们一道去股票池时,在我们——燕妮和我不想再爬进木材仓库到你那儿去时,在夏天已经过去,学校开学时,燕妮和我不是坐在印第安人村园圃篱笆前的芮萝丛中,就是坐在天鹅之家旁边。我国不转睛地盯着冰库,好帮助燕妮,因为燕妮只能识别没有窗户的黑“色子”。在我眼中,冰库比栗子树后面的股票啤酒厂大楼显得更为清晰。也许是这个建筑群像城堡似的屹立在昏暗的砖墙后面的缘故吧。肯定有一些闪闪发亮的缸砖镶在机器问高高的教堂窗户四周。尽管如此,从四面八方看,敦实的烟囱仍然耸立在朗富尔上空。我可以指天发誓:股票烟囱戴着一顶莫可名状的骑士头盔。它受到风的摆布,冒出黑色的滚滚浓烟,一年必须清扫两次。每当我闭上眼睛时,办公大楼就从栽满碎玻璃的围墙上用浅砖红色的目光看着我。我想,可能是双套胶轮马车在定期离开这个啤酒厂院子。那是一些膘肥体壮的比利时短尾马。啤酒马车夫和他的副手腰系皮围裙,头戴皮帽子,面孔呆滞、紫红。马鞭放在马笼头里。围裙里面是运货单和皮夹,还有半路上用的口嚼烟草。金属纽扣在饮马器具上碰出一些点纹。每当前轮或者后轮绊到啤酒厂大门的铁门槛上时,啤酒箱就会跳起来,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大门的门拱上用铸铁字母写着:潮湿的内脏——洗瓶厂。十二点半时,汽笛鸣响。一点钟时,汽笛又响了起来。洗瓶厂的木琴也进入合奏。现在,这部总谱已经丢失,然而气味却留存人间。
    当东风使啤酒厂烟囱顶上的头盔改变方向,将滚滚黑烟经过栗子树上空,经过股票池、冰库和印第安人村上空,往飞机场方向扩散时,就会下酸雨。把发酵过度的渣从铜锅里清除掉,那些放得过久、已经变味的东西是:烈性黑啤酒、比尔森啤酒、麦芽、大麦、三月份酿造的啤酒、啤酒原料和普通啤酒。另外还有废水。尽管老听人讲,它们流到别处去,但是,股票啤酒厂的出水口仍然通向股票池,使它变酸、变臭。因此,我们在喝图拉的欧洲医蛭汤时,喝的是一种苦涩的啤酒汤。谁踩死一只痢蛤蟆,谁就同时打开了一瓶烈性黑啤酒。有一个喃喃自语、嘴里含着口嚼烟草的人给我扔过来一条手掌那么长的拟鲤,我在天鹅之家旁掏出这条拟鲤的内脏,有肝脏、牛奶和残渣——熬坏了的麦芽止咳糖块。当我让它在劈啪作响的小火上烤得松软时,它就像酵母一样,对于燕妮来说,它是在发酵,它的表层发酵,味道——我在里面塞了很多鲜莳萝——就像去年的黄瓜臭水。燕妮只吃了一点点鱼。
    可是,当风从飞机场那边吹过来,把池子上面的水汽连同啤酒厂烟囱里的浓烟一道吹向小锤公园和朗富尔火车站时,燕妮就会站起身,把目光从塞满冰块的油毛毡色子上收回来,在莳萝丛中显示出屈指可数的几下舞步。她在跳芭蕾舞时身轻如燕,体重减轻了一半。她用几次小步跳跃和优美的鞠躬结束了她的演出。我情不自禁地像在剧院里一样鼓起掌来。有时候我也送给她一束莳萝,我在莳萝茎上套了一个啤酒瓶橡皮垫圈。这些从不枯萎、总是红艳艳的鲜花几百朵几百朵地漂浮在股票池的水面上,形成一些“岛屿”,然后被人搜集起来。我在向波兰进军与占领克里特岛期间①收集了两千多个啤酒瓶橡皮垫圈,在清点数字时感到自己真是发了大财。有一次,我给燕妮做了一串橡皮垫圈做的项链,她把这串项链像真正的首饰一样戴在脖子上。我为这种东西感到害羞:“这些东西你上街别戴,只在池子边或者家里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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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1939年9月1日到1941年6月。
    然而在燕妮眼里,这串项链并不是蹩脚货:“我就是要戴,因为这是你做的。你知道,它使人感到很亲切。”
    这串项链并不难看。本来,这是我为图拉做的。但是,图拉很可能会把它扔掉。当燕妮在莳萝丛中翩翩起舞时,项链甚至显得非常漂亮。她跳完舞老是说:“现在我可累了。”随即扫了冰库一眼,“我还得做作业。明天我们要排练,后天也要。”
    我凭借身后的股票池试探着:“你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柏林来的那个芭蕾舞教练的消息吗?”
    燕妮回答道:“哈泽洛夫先生最近从巴黎寄了一张明信片来。他说,我必须锻炼我的脚面。”
    我缠住不放:“这个哈泽洛夫先生,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燕妮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这种事你可是问过我有十次啦。他很瘦很高,衣冠楚楚,老叼着长长的香烟——他从来不笑,要不然,充其量只是用眼睛笑一笑。”
    我胸有成竹地重复道:“那么,要是他有朝一日用嘴巴来笑或者说话呢?”
    燕妮说:“那就显得可笑,而且还有点叫人害怕,因为他讲话时要露出满口的金牙。”
    我说:“是真金的吗?”
    燕妮说:“我不知道。”
    我说:“问他一下吧。”
    燕妮说:“这会使我感到难堪。那些牙齿可能是用假金子做的。”
    我说:“你的项链也是用瓶子上的橡皮垫圈做的呀。”
    燕妮说:“那好吧,我就给他写信问一问。”
    我问:“今天就写吗?”
    燕妮说:“我今天太累了。”
    我说:“那就明天吧。”
    燕妮说:“我究竟该如何打听呢?”
    我给她口述这封信的内容:“你干脆这么写:哈泽洛夫先生,我还要问的是您的金牙齿。那些金牙齿是真的吗?您过去是否有别的牙齿?如果您曾经有过别的牙齿,那么,那些牙齿又在哪儿呢?”
    燕妮写了这封信,哈泽洛夫先生立即就回信说:金子是真的;过去他曾经有过又小又白的牙齿,有三十二颗;他把那些牙齿扔掉了,扔进了身后的灌木丛中,后来镇了新牙,镶上了金牙齿;这些金牙比三十二双芭蕾舞鞋还要贵。
    这时我对燕妮说:“现在你数一数,看看你的项链有多少个橡皮垫圈。”
    燕妮数完之后感到困惑不解:“多凑巧啊,也是三十二个,不多不少!”
    亲爱的图拉:
    你带着你那划破的双腿,又走了过来。这种事是难免的。
    九月底,莳萝草正在抽芽,大地一片桔黄,股票池涟漪起伏,把一团肥皂泡沫抛向岸边。九月底,图拉来了。
    印第安人村把她和七八个小伙子吐了出来。有一个人抽着烟斗。他站在图拉身后,当一堵挡风的墙,然后给她烟斗。她一声不吭地抽着。他们慢悠悠地故意绕着弯路,逐渐靠近了,然后停下步来,望望天空,望望我们,随后便转过身去,走了,隐没在印第安人村的篱笆和刷得雪白的村舍后面。
    有一次,傍晚时分——我们背着光,啤酒厂烟囱的头盔戴在一个鲜血直流的骑士那淌着鲜血的头上——他们出现在冰库旁边,沿着正面的油毛毡墙鱼贯而行,穿过荨麻地。在莳萝丛中,他们走成一排。图拉把烟斗递给左边的人,对着蚊子说:“这些人忘了锁门。燕妮,你不想走进去,看一看里面是怎么回事吗?”
    燕妮十分友好,总是很有教养地说:“啊,不!已经很晚了。另外,我也有点累了。你知道,咱们明天有英语课,还有,在训练时我必须精力充沛。”
    图拉手中又拿着烟斗说:“那就不去吧。咱们就去看门人那儿吧,好让他锁门。”
    可是燕妮已经站起了身,而我也不得不站起身来说:“你一块儿走吧,不成问题。再说,你也累了,你刚才就这样说过。”燕妮再也没有倦意,她只想往里瞧上一眼:“里面确实很有意思,哈里,你瞧!”
    我在她旁边走着,进入荨麻地。图拉在前面,其余的人在我们后面。图拉的拇指指着那道油毛毡门。这道门开着一条缝,几乎叫人透不过气来。这时我不得不说:“你千万别一个人进去。”身材苗条的燕妮站在缝隙处彬彬有礼地说:“你真好,哈里。”
    除了图拉,还有谁——
    在燕妮身后把我推进了门缝里。我已经忘了曾经握手言定,指天发誓,要在外面保护你和小伙子们。当冰库的气息支配着我们时——再加上燕妮的小拇指同我的小拇指钧在一起——当冰凉的肺部带领我们往前走时,我知道:现在图拉要么是独自一人,要么是同捣蛋鬼们一道,已抽着烟斗离开这里,走向守门人了。她不是去那里取钥匙,就是去接守门人,并连带取钥匙。这一伙人用九个声音嚷嚷着,好让守门人在他锁门时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因此——或者说因为燕妮的手指钧住了我的手指,我没法大声呼救。她领着我安然无恙地通过沙沙作响的黑色通风管。从四面八方,甚至从上面和下面,都使我们不会发生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再也无法前进的时候。这时,我们经过了好多入口和楼梯,这些地方都用红色方位小灯标出。燕妮用完全正常的声音说:“请注意,哈里,现在有台阶,往下走,十二级台阶。”
    尽管我已经考虑到了,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下去,走到底层,但我仍然被一股来自下面的吸引力吸住,砰的一声落了下去。燕妮说:“好啦,现在我们到了第二层地窖,我们必须往左边走,那儿可以通第三层地窖。”这时,尽管我浑身发痒,但我却宁愿呆在第二层。这是刚才走等麻地时引起的。可是现在,这种气息从四面八方吹来,凝聚在皮肤上。每个方向都在发出喀嚓声,不,是嚓嚓声,简直就是嚓嚓声。冰块垛成堆,全副牙齿磨得嚓嚓作响,牙齿上的珐琅质已经碎裂,铁器呼出的气有一股发酵味,太热,有胃酸味,时而干燥,时而潮湿。大概不会有油毛毡了。酵母在发酵。醋在蒸发。蘑菇在猛长。“小心,台阶!”燕妮说。这是在谁的有麦芽苦味的喉咙里?是什么地狱的三层地窖让黄瓜敞放着,任其腐烂?哪个魔鬼在零度以下硬逼着我们?
    这时,我既想大声叫喊,又想低声耳语:“要是我们不……他们会把我们锁在里面。”
    可是,燕妮依旧一本正经地说:“上面总是在七点钟锁门!”
    “我们在哪儿?”
    “现在我们在第三层地窖。这儿放着冰块,这些冰块已经有好多年了。”
    我的手想详细了解情况:“多少年?”然后往左边伸出去,寻找那种东西,果然找到了,而且黏在很久以前的大牙齿上:“我黏住了!燕妮,我黏住了!”
    这时,燕妮的手放到了我黏住的手上。我立即把我的手指从巨大的牙齿上缩回来,紧紧抓住燕妮这只炽热的胳膊,这只由于跳舞长得亮丽动人的胳膊,这只能够躺在空中、在空中睡觉的胳膊——当然,另一只胳膊也能这样做。两人被冰块中的气息摩擦得热乎乎的。腋窝里也是如此。这是八月份的事。燕妮咯咯笑着:“你不该挠我痒痒,哈里。”
    可是我愿意这样做:“只管抓住,燕妮。”
    她允许我这样做,而且还开口说了:“有点儿累,哈里。”
    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这儿有条长椅,燕妮。”
    她毫不怀疑地说:“为什么这儿就不该有长椅,哈里?”因为她这样说了,所以那儿就有了一条长椅,是用铁做的。可是因为燕妮要往上面坐,所以她坐的时间越长,这张铁椅就越会变成舒适的、业已坐坏的木椅。现在,燕妮在冰库的第三层地窖用早熟和担心的语气对我说:“现在你再也不会受冻了,哈里。你知道,我曾经在一个雪人身体里躲藏过。我在那里面时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在你无法摆脱寒冷时,你就要抓住我,你明白吗?而要是你仍然感到冷的话——因为你从来没有在一个雪人身体内待过——那你就要吻我,你知道,这样做管用。我甚至可以把我的衣服脱给你,因为我用不着,确实用不着。这时候你根本不用客气。这儿反正也没有别人。我在这儿就像在家里一样。你可以把它当做围巾围在脖子上。在这以后,我要睡一会儿,因为我明天要到拉娜夫人那儿去,后天还要训练。更何况我确实有点儿累,你是知道的。”
    我们就这样在铁制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夜。我紧紧抓住燕妮。她那干燥的嘴唇并不好看。我把她的棉布衣服——但愿我知道,这是有点纹的,有条纹的,有方格纹的吧?——把她夏天穿的短袖衫围在我肩上,围在脖子四周。她虽然没有穿衣服,但却穿着内衣,躺在我怀里。我的双臂并不感到疲乏,因为燕妮很轻,即便是睡觉时也如此。我不睡觉,免得她从我手中滑下去。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在一个雪人身体内待过,所以要是没有这两片不干燥的嘴唇,没有这件棉布衣服,没有怀里这轻轻的重量,没有燕妮,我也就注定完蛋了。四周都是喀嚓声、叹息声和嚓嚓声,我置身于冰块的气息中。冰块既哈着气,又吸着气,我受到冰的支配,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虽然如此,我还是活到了第二天。早晨,在我们头上的地窖里发出阵阵嘈杂声。这就是那些身系皮围裙的运冰工。穿上衣服的燕妮想知道:“你也睡了一会儿吗?”
    “当然不会睡。总得有一个人瞧着点儿。”
    “你呀,你想想看,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脚面的情况更好了,最后,我能转三十二个弗韦泰。这时,哈泽洛夫先生笑了。”
    “用金牙齿?”
    “在我单腿转呀、转呀的时候,他用所有的牙齿笑。”
    我们一边低声耳语着,一边圆着梦,毫不费劲地就到了第二层地窖,然后再拾级而上。红色方位小灯显示出垛成堆的冰块之间的道路、出口和出口的方形光线。可是燕妮拉住了我。别让人看到我们,因为,“要是他们抓到我们,”燕妮说,“那以后就再也不会让我们进来了。”
    在门口耀眼的四方形光表明再也没有系着皮围裙的人时,在膘肥体壮的比利时马拉动车子时,在胶轮运冰车骨碌着渐渐远去时,我们在下一部运冰车开到门口之前赶紧从门口钻了出去。太阳从栗子树林里斜照在冰库上。我们紧贴着油毛毡墙根走过。一切都散发出与昨日不同的气息。我的双腿又陷进了荨麻丛中。在小锤路,当燕妮背诵她那些不规则的英语动词时,我开始害怕起木工师傅那只在家里等着要揍我的手来。
    你知道——
    我们在冰库里过夜带来了一些后果:我挨了揍;接到参议教师布鲁尼斯通知的警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年龄更大了,从此以后把股票池连同它那些气味留给了那些十二岁的孩子。在有人再一次收集旧货时,我把自己搜集的啤酒瓶橡皮垫都廉价处理了。燕妮是否把瓶盖橡皮垫收藏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彼此之间都尽力回避。当我们在埃尔森大街上无法回避时,燕妮便会满脸通红。图拉在楼梯上或者在我们的厨房里一遇到我——她不得不在那儿拿盐巴或者借锅子——我都会面红耳赤。
    你还记得吗?
    包括圣诞节在内,至少有五个月我再也不搜集东西了。在这段时间里,在向法国进军和向巴尔干进军之间的空隙①中,我们木工作坊的伙计越来越多地被应征入伍。后来,战争也在东部开始后,就用乌克兰人来当辅助工,用一个法国人来代替木工伙计。木工伙计维施内夫斯基在希腊阵亡。阿图尔·库莱泽伙计一开始就阵亡于伦贝格。后来,我的表兄,图拉的哥哥亚历山大·波克里弗克——据说,他不是阵亡,而是淹死在一艘潜水艇里。这时,大西洋战争已经开始。波克里弗克一家人,就连木工师傅和他的妻子,每个人都戴着黑纱。甚至连我也戴上了黑纱,而且还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每当有人向我打听我带孝的原因时,我就说:“我的一个表兄,我非常亲近的表兄,在前往敌占区的加勒比海航行时没有返航。”其实我对亚历山大·波克里弗克差不多是一无所知,甚至连加勒比海也是吹牛。
    --------
    ①向法国进军于1940年6月22日结束;挺进巴尔于于1941年4月6日开始;1941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
    还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得到一大沓订单。在他的木工作坊里,现在只制造赫拉半岛海军营房用的门窗。他无缘无故便突如其来地喝起酒来,而且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天上午还揍了我母亲一顿,起因是她站在他要站的地方。但他对自己的工作却从不疏忽。他继续抽着外层颜色欠佳的雪茄烟,这些烟是他在黑市交易中用门上的小五金换来的。另外又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把你父亲选为了党小组长。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党的琐碎事务上。他让一位党内医生给他开了一张病假条——是常见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想在我们木工作坊的机器间作培训报告。可是我父亲不允许这样做。于是,家里的陈年旧事又被翻了出来。这涉及到我的外祖父母在奥斯特尔维克的两摩尔根牧场。我母亲的嫁妆扳着指头一算就一目了然。我父亲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是他在替图拉支付学费。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他可以让党给图拉预付学费,好啦!他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会安排举行培训报告的事情,他下班以后就办。那么夏天你在哪儿?
    走了,布勒森,同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起。凡是找你的人,都发现你在一艘废弃的波兰扫雷艇上。这艘艇在接近海港的入口处搁浅了。那些四、五年级的中学生潜入废弃的船舱,把不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我水性不好,从来不敢在水下睁开眼睛。所以我在别的地方找你,从来不在船上找,更何况我身边还有燕妮,而你一直耿耿于怀的那件事依然是想要一个孩子。难道说他们要在废船上让你怀上一个?
    从你的神态什么也看不出来。要不,就是印第安人村那些小伙子干的?他们在你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难道是我们木工作坊里那两个长着总是胆战心惊的土豆脸的乌克兰人?他们俩当中,没有人把你带进仓库,尽管如此,你父亲还是盘问了他们。那一个名叫克勒巴的人,因为他老是讨面包吃,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整流器与凿榫机之间,用一把水平尺把他接了一通。这时,我父亲把你父亲赶了出去。你父亲用告状来威胁;可我父亲不仅在手工业同业公会,甚至在党内也有一些威望。他告发了。人们组成了一个荣誉法庭。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木工师傅利贝瑙只好握手言和。那两个乌克兰人换成了另外两个人——这已经足够了——听说,人们把原先那两个乌克兰人带到施图特霍夫①去了。
    --------
    ①这里指战争开始后建立的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这是因为你的缘故——施图特霍夫!
    这个小词儿越来越有分量。“你大概是想去施图特霍夫吧?”——“要是你不住嘴的话,你会去施图特霍夫的。”一个神秘的词活跃在出租房屋中,它顺着楼梯上上下下,它坐在厨房里的饭桌旁,它也许是一个玩笑,而有些人也笑着说:“现在他们在施图特霍夫制造肥皂,人们都已经不愿再洗澡了。”我们俩从未到过施图特霍夫。
    图拉甚至连尼克尔斯瓦尔德也不熟悉。一次少年队野营把我带到施特根;不过,把薪金预付给我而且宣称我给图拉的书信很重要的布劳克塞尔先生,却很熟悉维斯瓦河与新泻湖之间这一地区。想当初,施图特霍夫是一个富有的村庄,大于希温霍尔斯特和尼克尔斯瓦尔德,小于县城诺伊泰希。施图特霍夫有两千六百九十八个居民。战争刚开始,就在村子附近建立了一个集中营。后来,这个集中营不得不一再扩大,这时,那些居民都赚了钱。在集中营里,甚至连铁轨都铺好了。这些铁轨同河中小岛上通往但泽下城车站的轻便铁路相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谁忘了,谁就会想到但泽-西普鲁土省但泽回地县的施国特霍夫,想到相关的但泽地方法院。这个地方由于漂亮的桁架教堂而著名,它比幽静的疗养地、比那个古老的德国人移民区更受人喜爱。在十四世纪时,条顿骑士团把这块四地的水排干。在十六世纪时,勤劳的门诺派教徒从荷兰来到这里。在十七世纪时,瑞典人多次洗劫河中小岛。一八一三年,拿破仑的撤退路线横穿回地。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五年之间,在但泽凹地县施图特霍夫集中营里死去了很多人,有多少,我不知道。
    学校不是把你,而是把我们——
    实科中学四年级学生弄到尼克尔斯瓦尔德,弄到施图特霍夫附近。党购买了那个旧的萨斯科申乡村寄宿学校,把它改建成最高统帅部培训中心。尼克尔斯瓦尔德的路易丝磨坊与海滨森林之间的一块地,有一半是从磨坊主马特恩手里,有一半是从尼克尔斯瓦尔德乡政府手里买下的。人们在那里,在高高的瓦屋顶下建造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我们就像在萨斯科申那样,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打棒球。每个班都有会打高球、能把球打到天上去的体育尖子,都有遭到无情的皮球包围和折磨的替罪羊。早上要升旗,傍晚要降旗。饭菜很糟。尽管如此,我们都长胖了,河中小岛上的空气有营养。
    我总要在比赛间隙观察磨坊主马特恩。他站在磨坊与住房之间。左边有一个面粉袋紧贴住他的耳朵。他在倾听黄粉(虫甲)幼虫讲话,展望未来。
    假定我在同歪身子的磨坊主进行一次谈话。因为他听觉不好,所以我也许是在大声说:“马特恩先生,有什么新闻?”
    他明确地回答道:“在俄国,冬季会提前到来。”
    我希望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情况:“我们还能够打到莫斯科吗?”
    他预言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许还能打到西伯利亚。”
    现在我可以换一个题目了:“您认识一个人吗?这个人名叫哈泽洛夫,通常都住在柏林。”
    他听面粉袋里面的声音听了好久:“我只听到一个人的情况,这个人过去叫别的名字,所有的鸟儿都怕他。”
    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好奇:“他嘴里安着金牙,从来不笑吗?”
    磨坊主的黄粉(虫甲)幼虫从不直接讲出来:“因为他有一次感冒了,嗓子一直沙哑,尽管如此,他还是接连不断地抽很多支烟。”
    最后,我语气肯定地说:“他就是这样!”
    磨坊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未来:“他依旧这样。”
    既然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没有图拉,没有燕妮——
    所以,报道四、五年级中学生在尼克尔斯瓦尔德的冒险,就不能说是我的任务。夏天反正就要结束了。
    秋天给学校带来了一些变化。从前的海伦妮一朗格学校,即现在的古德龙学校,变成了一座空军营房,所有的女生班都合并到我们这所散发着男孩气味的实科中学来了。采取轮班的方式上课:上午女孩,下午男孩;然后再倒过来。有一些教师,其中也有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同样得在女生班上课。他给图拉和燕妮那个班上历史课。
    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因为我们轮班上课,所以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相互回避。燕妮再也用不着脸红,我也不会面红耳赤,例外的情况成为值得一谈的事情。
    有一次,正值中午时分——我走得太早,右肩上背着书包——在乌法根路的欧洲榛子树下,燕妮·布鲁尼斯向我迎面走来。她可能上了五节课,出于我不清楚的原因在实科中学里多待了一会儿。但不管怎样,她从学校里走了出来,同样是把她的书包挎在右肩上。因为前一天刮了一阵风,所以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绿色的、有几个还是浅褐色的欧洲榛子。燕妮穿一身有白色袖口翻边的深蓝色毛料衣服,戴一顶深蓝色软帽,但不是巴斯克帽,而是一顶四角帽。燕妮离我还有五棵榛子树时,她的脸刷的一下变红了,把书包从右肩换到了左肩。
    乌法根路两旁的别墅好像没有人住似的。到处都是银枞和垂柳、槭树和桦树,它们让树叶一片又一片地飘然落下。我们十四岁,相互迎上前去。她比我记忆中的燕妮更苗条。
    因为跳了很多芭蕾舞,她的双脚呈外八字。既然她知道他来时自己会脸红,她为什么要穿蓝衣服呢?
    因为我走得太早,因为她满脸通红,红到帽檐,因为她把书包换了位置,我便停下步来,同样地把书包换了位置,伸出我的手去。她让她的手短时间地、无动于衷地、惶恐不安地放到我的手心里。我们站在尚未成熟的榛子之间。有几个榛子已经被踩烂,要不就成了空壳。当一只鸟儿停在一棵械树上时,我开口道:“咳,燕妮,这么晚才走?你有榛子没有?要不要给你几个?吃起来一点味儿也没有,这就是刚结的榛子。你平时干什么呢?你家老爷子可是很硬朗的,现在仍然硬朗。最近,他又有满满一袋云母石,至少有五公斤,或者至少也有四公斤,各式各样的都有。这把年纪了还在走路,而且坚持不懈。我还想问的事情是:芭蕾舞跳得怎么样?你旋转多少困?脚面怎么样,好些了吗?我也许还有兴趣到‘老咖啡磨坊’去一趟。你们从维也纳请来的那个第一女独舞演员怎么样?我听说,你也参加假面舞会。很可惜我不能来,因为我——可是听说你过得不错,我感到高兴。你是不是又去过冰库呢?可别这样。只不过说句笑话而已。而我却记忆犹新,因为我父亲老跟着我。你那串项链还在吗?我指的是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项链。柏林有消息来吗?你又听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
    我闲扯着,谈论着,重复着。我用鞋跟把榛子弄得喀吧喀吧响,用灵巧的手指把压得半碎的核从碎壳里面抠出来,拿给她和我自己。燕妮老老实实地吃着像肥皂般滑腻的榛子,这些榛子会使得牙齿变钝。我的手指黏住了。她呆呆地站着,依然满脸通红,轻声地、单调乏味地、百依百顺地回答着。她的眼睛患有广场恐怖症。她的目光停留在桦树、垂柳和银枞上面:“哦,谢谢,我家老爷子很好。只是上课太多。有时候我得帮着改作业。另外,他抽烟抽得太厉害。不过,我一直都在拉娜夫人那儿。她的舞蹈课教得确实好,她因为这样而名扬四海。跳独舞的人从德累斯顿和柏林来到这里,请她校正姿势。她是从小就开始上俄国学校的。你知道,她在普列奥布拉仁斯卡①和特雷菲洛娃②那儿偷偷看会了不少动作。尽管她四处飘泊,东游西荡,这里学一点儿,那里学一点儿,却始终在跳舞,而且学会的还不仅仅是技巧。你真不该去看‘假面舞会’。你知道,我们这儿缺少尺度。是呀,哈里,我肯定记得。可我再也没有在雪人体内待过了。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话,说人们不能够或者不应该重做某些事情,要不然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你的项链我有时候还会戴的。确实,那个哈泽洛夫先生又写了信来,当然是写给爸爸的。他真是一个可笑的家伙,他写了上千个别人没注意到的细节。可是爸爸却说,他在柏林很有成就。他在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搞舞台布景。他的训练应当说是很严格的,但是很有成效。他同本来就领导着芭蕾舞团的内罗达一道走遍巴黎、贝尔格莱德和塞萨洛尼基。但他们不只是为士兵跳舞。可是爸爸却说,这对我来说还为时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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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普列由布拉仁斯卡(1870~1962),俄—法女舞蹈家、芭蕾舞教育家,1914~1921年在彼得格勒授课。
    ②特雷菲洛娃(1875~1943),俄国女舞蹈家,1917年起任巴黎芭蕾舞学校校长。
    这时,地上再也没有榛子了。还有几个学生已经从我们身旁走过。有一个人在嘲笑我们,这个人我认识。燕妮让她的右手霎时间就在我的左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片刻工夫,我转动着她的手背,那是五根光滑、轻盈的手指。她在无名指上戴着一个做工粗糙的灰黑色银戒指。我也不问一问,就把她的戒指脱了下来。
    无名指上空无一物的燕妮说:“这是安古斯特里,就是这样叫法。”
    我擦着戒指说:“为什么叫安古斯特里?”
    “这是吉卜赛人的语言,就是戒指的意思。”
    “你早就有戒指吗?”
    “这件事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讲。当我被人找到时,这个戒指就放在我的枕头里面。”
    “你从哪儿知道它叫这个名字的?”
    燕妮脸上的红晕时增时减:“那个把我扔下就走的人,当时就是这样给戒指取名的。”
    我说:“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他叫比丹登格罗。”
    我说:“那你可能也是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肯定不是,哈里。那些人可都是黑头发。”
    我提出了证据:“可是他们都会跳舞!”
    我把一切都讲给图拉听——
    她、我和另外的人都狂热地迷恋着这个戒指。我们相信银子可以变戏法,当谈话涉及到燕妮时,我们都不把燕妮称作燕妮,而是称作安古斯特里。那些从一开始就醉心于燕妮那双银色芭蕾舞鞋的同学,现在肯定也非常迷恋安古斯特里。只有我在燕妮和安古斯特里面前能够保持平静,充其量也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经历太多的缘故吧。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受到图拉的影响。作为女中学生,图拉穿着相当干净的衣服,但身上仍然有一股骨胶味。我沾上这种气味,几乎无法抗拒。
    图拉说:“下次把她的戒指偷走。”这时,我打手势表示拒绝。当我埋伏在乌法根路上等待燕妮时,我只是打算在半路上把她的银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因为我拦住她的去路,所以她每星期有两次要满脸通红。每一次她都不戴安古斯特里,而是在脖子上戴着那串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傻里傻气的项链。
    可是为哥哥亚历山大服孝的图拉——
    仍然惦记着燕妮很快就得服孝这件事。在四一年晚秋——关于东线战果的特别报道没有了——实科中学已经能够举出二十二个阵亡的实科中学生来。镌刻着姓名、日期和职位的大理石石板挂在叔本华与哥白尼雕像之间的大门上。在阵亡者当中有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有两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还活着。他们每次休假都要来看望自己的母校。有时候,他们在礼堂里做简短的或冗长的报告。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老师们点头称是。报告之间可以提问题。学生们想知道他们得击中多少脾气暴烈的人,得击沉多少吨位的船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以后有一天能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老师们要么提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给养供应是否一直都井井有条——要么就卖弄一些激烈的言词,谈到坚持到底和最后胜利。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问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我想,他是一名空军——当他第一次看到一个死人时,不管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脑海里想的是什么。这个歼击机飞行员的回答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布鲁尼斯向瓦尔特·马特恩上士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特恩因为不是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所以只能走下讲台,在我们班作一个关于“东线高炮部队战斗情况”的报告。就连这个获得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上士的回答我也忘得干干净净。我只看见他身穿军灰色衣服,既骨瘦如柴,又粗壮结实,用两只手紧紧抓住桌面,对我们看也不看一眼,用他的目光盯着教室后壁上的一幅印刷的油画。这是一幅菠菜绿的托马①风景画。凡是他呼吸之处,空气都稀薄。我们想知道一些有关高加索山的情况,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论毫无价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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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托马(1839~192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画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脉的风景画被复制出版,广泛流传。
    作完报告之后没几天,瓦尔特·马特恩又去俄国了。他在那里受了伤,这伤使得他无法参加高炮部队的战斗。他走路时,腿稍微有点跛,于是就被调回老家的高炮部队,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后到了但泽。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和皇帝港炮兵连培训空军助手。
    大家对于他是既喜欢又害怕,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每逢上士看望我们,站在讲台上作报告时,惟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露出一副讥讽的面孔,请马特恩别作关于奥廖尔战斗的报告,而是念文兴多夫的一首诗,譬如:“阴暗的山墙,高高的窗户……”对他提出怀疑。
    我不记得有参议教师认认真真给我们上课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几个作文题:不是《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就是《一个罐头盒的命运》,或者是《当我还是一块麦芽止咳糖块,在一个小女孩嘴里越变越小时》。在参议教师看来,重要的事情大概莫过于驰骋我们的想像力罢了。既然在四十个学生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个学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许三十八个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边打瞌睡。而这时,两个学生——另外一个人和我——却在探讨罐头盒的命运,瞎说一通祖卢人有其独特的婚礼习俗,探听一块在一个女孩嘴里越变越小的麦芽止咳糖的情况。
    这个题目使我、我的同学和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缩成一团,百无聊赖地坐在已经破损的讲台后面,为了赋予我们以灵感,还摹仿吃糖、吮吸和吸糖汁的动作。他让想像中的一块麦芽止咳糖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差一点把它吞下去。他闭着双眼消耗它。他让糖块说话,让它讲述。简而言之,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一个糖果短缺并由国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块,热衷于糖块。当他口袋里没有糖块时,他便给自己虚构出这种东西来。我们所描述的也是同样的题目。
    大致从四一年秋天开始,向所有的学生分发维生素药片。这些药片叫做采比翁药片,保存在用棕色玻璃制成的大药瓶里。在过去书脊挨着书脊摆放《迈尔会话辞典》的会议室里,如今摆着写上了标签的玻璃瓶——从中学一年级到高年级——排成一行,每天都由有关的班主任把它们搬进教室,发给开战后第三个年头缺乏维生素的中学生。
    每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抱着药瓶走进教室时,他都已经在吮吸,在享用老人嘴巴四周的甜食了。这种情况当然引人注目。一节课起码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分发采比翁药片,因为布鲁尼斯不让大家把这个瓶子一个课桌、一个课桌地传下去。他严格按照点名册上的字母顺序,让学生们走上前来。他很费劲地把手伸进玻璃容器里,做出一副似乎是在为每个人抓某种特殊物品的样子。紧接着,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他从也许是五百片采比翁药片中取出一片药来,把它像经历一幕难度很大的魔术表演后得到的结果一样展示一番,然后才把它发给学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又有了满满两个衣袋的采比翁药片。这些东西甜中带酸,有点柠檬味,有点葡萄糖味,有点药味儿。既然我们喜欢吮采比翁药片,所以,对所有的甜食都爱得发狂的布鲁尼斯就有理由把他的两个衣袋都塞得满满的。每天在从会议室到我们教室的路上,他都要抱着棕色药瓶走进教师洗手间,过一分钟后又出现在走廊上,嘴里吮着药片往前走。采比翁药片的粉尘弄得他上衣的衣袋盖上全是白粉。
    我想说:就连布鲁尼斯都明白我们知道这些事。上课时他老是走到黑板后面去,在那里把甜食塞进嘴里,然后再走到全班同学面前,给我们展示他那忙活的嘴巴:“我假定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假如说你们看到了什么,那就是你们看错了。”
    奥斯瓦尔德·布鲁厄斯像别的参议教师那样,总是得大声打喷嚏。他像他的同事那样,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要掏出那块大手绢来。与他的同事们相反,他总是让全部破碎的采比翁药片同手绢一道从衣袋里掉出来。于是,我们就抢救那些在上了油的地板上滚动着的东西。一群弯着腰在热心收集的学生把半片药、四分之一片药交给参议教师。我们说——这句格言变成了惯用语:“参议教师先生,您刚才丢了好些云母石。”
    布鲁尼斯很有分寸地回答:“如果是一些普通的云母片麻岩,那你们自己可以留下;如果找到的是一种或者好些双层云母片麻岩,那就请你们把它还给我。”
    这种事已经讲好了。我们只找到双层云母片麻岩。布鲁尼斯在检验时让这些片麻岩消失在残存的棕色齿根之间,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直到他确信:“实际上,我们找到的是好些极为罕见的双层云母片麻岩。我们又找到了这些片麻岩,多让人高兴啊!”
    后来,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放弃了所有通往采比翁的弯路。他再也不走到黑板后面去,再也不谈业已丢失的双层云母片麻岩了。当他从会议室走到我们教室时,他在路上不再抱着药瓶走进教师洗手间,而是在课堂上瘾头十足地公开克扣我们的采比翁药片。那双手尴尬的颤抖引人注目。在一句话当中,在艾兴多夫的两节诗之间,他感到:他用手指掏出的不是一片采比翁,他用三根有结节的手指抓到的是五片采比翁。他把五片药全都扔进贪得无厌的嘴里,吧唧吧唧地吃起来,使我们都不得不掉转目光。
    不,图拉:
    我们并没人告发他。但确实又有好些人告状。不过,我们班上没人告过状。虽然后来有几个学生,其中也有我,作为证人在会议室作证,但我们都很克制。我们在万不得已时才说,尽管确有其事,参议教师先生在课堂上是吃过甜食,但吃的不是采比翁药片,而是普通的麦芽止咳糖块。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一直就有这个习惯,还在我们读中学一二年级时就有,当时还根本谈不上采比翁药片。
    我们的证词并不管用。在逮捕布鲁尼斯时,从他的衣袋衬里中找到了采比翁粉。
    最初听说是我们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告的状,有几个人猜测是林根贝格——一个数学教师干的,后来这件事传开了。古德龙学校的女生们,布鲁尼斯上历史课那个班的女孩子,说了他的坏话。在我能想到这肯定是图拉所为之前,已经有人提到图拉·波克里弗克了。那就是你呀!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要这样做,所以这样做!十四天后,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不得不把我们班交给霍夫曼参议教师,他再也不上课了;不过他并未坐牢,而是呆在埃尔森大街钻研他的云母石。十四天后,我们再一次见到了这位老爷子。我们班两个学生和我被叫进会议室。已经有两个七年级的中学生和古德龙学校的五个女孩在那儿等着,女孩当中就有图拉。我们都使劲儿冷笑,太阳光掠过架子上的所有棕色药瓶。我们都站在柔软的地毯上,不能坐下。墙上的古典作家们都文人相轻。在长会议桌的绿天鹅绒上方,灯光在尘土中翻腾。门上加了润滑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被一个身着便服的先生——不过此人并非教师,而是一个便衣警察——带了进来。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跟在这两个人后面。布鲁尼斯亲切友好、心不在焉地向我们点点头,擦着那双棕色的、有结节的手,露出一丝嘲讽的神情,仿佛他要转向那个题目,讲述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讲述一个罐头盒的命运,讲述一个女孩嘴里的麦芽止咳糖块。可是,讲话的是那个身着便眼的先生。他称这次在会议室里的碰头是一次必不可少的对质。他慢条斯理地向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提出那些耳熟能详的问题,内容涉及到采比翁和从药瓶里取出采比翁药片。布鲁尼斯遗憾地摇头否认这些问题。先是七年级学生接受询问,然后是我们。既有提供罪责的材料,也有去除罪责的材料。我们的回答结结巴巴,矛盾百出:“不,我没有看到这件事,只是听人说。我们总认为是这样。只是因为他喜欢吃糖,所以我们这样假定。他当着我的面没有拿。可是肯定他……”
    我不相信自己是最后说这番话的人。这些话说的是:“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肯定尝过三次至多四次采比翁药片。可是,这种小小的欢乐是我们给他的。我们知道他喜欢吃甜食,一直就喜欢。”
    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发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是多么愚蠢,多么无奈,忽而左、忽而右地翻遍他的上衣口袋啊!这时,他激动不已地润了润嘴唇。身着便服的那位先生既不翻口袋也不舔嘴唇。他先是在高高的窗户边同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讲话,然后又招手让图拉走到窗前。她穿一条黑色百褶裙。要是布鲁尼斯带着他的烟斗就好了,可他却把烟斗放在大衣里了。那位身穿便服的官员流里流气地对着图拉低声耳语。我心急如焚,好像鞋底在柔软的地毯上燃烧起来了似的。参议教师片刻不停的双手和他的舌头孜孜不倦地动着。现在,身穿黑色百褶裙的图拉正挪动脚步。在她停下步来之前,衣料在悉索作响。她用双手抱着一个棕色药瓶,里面放着半瓶采比翁药片。她把瓶子从架子上抱起来,没有人阻拦她。她穿着百褶裙,眯缝着双眼,把眼睛眯得更小,绕着又长又空的绿色会议桌一步一步地走着。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的背影,布鲁尼斯看着她走来。她在离参议教师一臂远的地方停下步来,把玻璃瓶搁在胸前,只用左手抱着,用右手把瓶盖揭开。布鲁尼斯在衣服上把双手揩干。她把瓶盖放到一边,放在会议桌的绿色毡毯上。一道太阳光射到瓶盖上面。参议教师的舌头不再转动,但是却一直伸在外面。她用一只手再一次抱起玻璃瓶,而且把它举得更高,穿着她的百褶裙,踮起脚尖走路。图拉说:“情吧,参议教师。”
    布鲁尼斯并未反抗。他没有把双手藏在上衣口袋里。他并未把头扭过去,没有把那满口棕色齿根的嘴巴转过去。没有人听见说:“别胡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匆匆忙忙地抓了一把药片。当三根手指从玻璃瓶里缩回来时,手指间夹起了六七片采比翁药片。有两片掉进瓶里,有一片掉到浅褐色的天鹅绒地毯上,滚到会议桌下;他把手指之间还能夹住的药片塞进嘴里。不过,这时他为掉到桌子下消失不见的采比翁药片感到惋惜。他跪下身去。他在我们、校长、身着便服的官员和图拉面前跪下双腿,用摸索着的双手在桌旁和桌下寻找。如果他们——校长和身着便衣的官员没有来的话,很可能他已经找到了那片药,把它送到了他那嗜好甜食的嘴里。他们从左右两边挽住他的胳膊,扶他站起身来。一位七年级中学生把上了润滑油的门打开。“现在,我不得不认真地请求您,同事先生!”克洛泽高级参议教师说。图拉弯下身子,去找会议桌下那片药。
    几天以后,我们再一次受到盘问。我们一个接一个,依次进入会议室。采比翁药片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七年级学生记下了参议教师的格言,这些格言涣散人心,有不良影响。大家异口同声说道:他是共济会会员。那时没有人知道共济会会员是什么玩意儿。我克制住自己。我那个木工师傅父亲劝我这样做。也许我不该讲参议教师那个老是空着的旗座,可他是我的邻居啊!谁都看见,在所有的人都挂旗时他不挂旗。我说:“譬如在元首生日那天,大家都挂旗,尽管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有一面旗,但他从来就不挂。”这时,身穿便服的官员已得到了情报,正在不耐烦地频频点头。
    燕妮的养父被拘留待审。听说,他们没过几天又把他放回了家,以便在这以后最终把他带走。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天每日都到出租房住宅来,看望留在家里的燕妮。他对我父亲说:“现在他们把这位老爷子带到施图特霍夫去了。但愿他能挺得过去!”
    波克里弗克一家子和利贝瑙一家子——
    你们一家和我们一家,因为你哥哥亚历山大去世已经一周年,所以大家都取下了黑纱。这时,燕妮让人把她的衣服染成了黑色。一位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女工作人员每个星期来一次,探视斜对面那个房子。燕妮身穿黑色丧服接待她。开始时,听说燕妮到了一家福利救济院;参议教师的住所要腾出来。可是身穿黑色丧服的燕妮找到了说情的人。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写了好多信;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写了一道呈文;市立剧院的经理拜访了纳粹省党部负责人;拉娜·博克一费多洛娃夫人有关系。因此便出现了这种情况:燕妮继续上学,继续参加芭蕾舞训练,继续参加排练,不过总是穿着黑色丧服。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她头上戴着黑色软帽,身上穿着肥大的黑色大衣,脚上穿着黑色棉袜,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在大街上露出一张哭红的脸。这张脸有点苍白——很可能是由于穿了黑色丧服的缘故——上半身纹丝不动,脚上的鞋按照芭蕾舞动作的要求呈外八字。她背着书包——这个书包为棕色,用人造革制成——去上学。她背着原来是葱绿色、排红色和天蓝色而现在已经染成黑色的练功用品包,去奥利瓦或者剧院。她到得准时,在埃尔森大街上留下的是顺从的而不是倔强的外人字。
    尽管如此,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给燕妮·布鲁尼斯讲,身上每天每日穿着黑色就是不顺从的颜色。在那些年代,只有那些有书面证明并加盖公章的人才允许穿丧服。这些人可以哀悼阵亡的儿子和去世的祖母;可是但泽-诺伊加尔滕警局刑事警察科的简短通知却说:由于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反对国民福利的不光彩行为和罪行,不得不将他监禁起来。这个通知不能视为经济部的文件,因为只有在那里,在服装卡发放处,才有服丧时的丧服配给证。
    “她到底在干什么呀?他还活着啊。可是,人们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这样做对他肯定没有丝毫帮助,而是恰恰相反。要是有人给她讲,这样做其实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好啦。”
    邻居们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商量。钢琴家想动员燕妮脱下丧服。他说,外表并不重要,只要她心中悼念,就足够了。他感到同样悲痛,因为人们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可是,燕妮·布鲁尼斯坚持外面穿黑色丧服,继续作为一种控告走遍朗富尔,走过埃尔森大街。有一次在开往奥利瓦的二路车站,我同她打招呼。她当然是满脸通红,在绯红的面颊周围有一圈黑边。倘若我凭着记忆给她画一幅肖像的话,那么,画上的她有一双浅灰色的眼睛,两道投下阴影的睫毛,一头褐色的、从中间分开的头发,头发从额头上顺着两条软弱无力的曲线平整而呆板地贴在面颊和耳朵上,在脑后编成一条挺直的辫子。我会把又长又瘦的面庞画得像象牙一样苍白,因为面红耳赤始终是例外的情况。这是一种适用于悲痛的面貌,是《墓地》一场中的吉赛尔①。她那毫不引人注目的嘴巴只是在有人提出问题时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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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吉赛尔是亚丹(1803~1856)同名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在婚前死亡的少女。
    我在有轨电车站说:“燕妮,你老穿丧服真的有必要吗?更何况布鲁尼斯爸爸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回来。”
    “尽管他们并没有写明他死了,但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
    因为有轨电车还没有来,于是我便寻找一个话题:“那你到底是不是经常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呢?”
    “伊姆布斯先生经常来。然后,我们就把那些石块分门别类,写上标签。你知道,他留下了好多材料没有分类。”
    我想走了,可是她那趟电车还没来:“你可能再也不会去看电影了,是不是?”
    “爸爸还活着时,我们有时候在星期天上午去乌法宫。他最爱看科教片。”
    我坚持要看正片:“难道你就不想同我一道去看电影吗?”
    燕妮那趟淡黄色的有轨电车来了。“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愿意去。”
    身穿冬大衣的人们走下电车。“只要我们能去看一部严肃的电影,那就用不着非得是一部有趣的电影不可,是不是?”
    燕妮登上电车:“他们在电影院放映《摆脱锁链的双手》①。这部影片只有十六岁的人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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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根据德国作家埃里希·埃贝迈尔(1900~1970)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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