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八)-第二篇 情书-狗年月-世界名著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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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书八)
    要是图拉说:
    “买一张正厅后排二号的电影票。”那个女售票员肯定就要看图拉的证件;可我们不用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燕妮穿着黑色丧服。我们身穿大衣坐着,因为电影院里供暖情况很差。见不到一个熟人。我们不能讲话,因为集成曲音乐没有停下来。与此同时,幕布呼呼呼地升起,伴随着信号式的动机乐曲出现,开始放映新闻周报,电影院里一片漆黑。这时,我才把胳臂搭在燕妮肩上。因为重炮轰击列宁格勒至少有三十秒钟之久,所以我的胳膊放在燕妮肩上的时间并不长。在我们的歼击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时,燕妮什么也不想看,把前额紧紧地贴在我的大衣上。我再一次让我的胳臂不断地抚摩,但两只眼睛却盯着歼击机,数着进军昔兰尼加时隆美尔的①坦克数目,注视着一枚鱼雷破浪前进的轨迹,看着油轮在光学仪器的十字线中摇晃。当鱼雷击中油轮时,我颤动了一下,然后又把正在爆炸的油轮的闪光和颤动传给燕妮。当新闻周报的摄影机拍摄元首的大本营时,我低声耳语道:“注意,燕妮,元首马上就会来,也许那条狗也在场。”当只有凯特尔②、约德尔以及别的人围着他站在砾石路上的树木之间时,我们俩都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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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隆美尔(1891~1944),德国元帅,这里指1941年3月24日至4月12日进军非洲昔兰尼加的战斗。
    ②凯特尔(1882~1946),自1938年起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在纽伦堡被处决;约德尔(1890~1946),自1939年起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同样在纽伦堡被处决。
    当电影院里重新亮起灯来时,燕妮脱下了大衣,而我却没有。科教片演的是狍子和赤鹿,这些动物在冬天必须喂养,要不然就会饿死。燕妮不穿大衣显得更加苗条。狍子并不胆怯。山上的冷杉覆盖着白雪。在电影院里,不仅仅燕妮的丧服套头衫,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
    本来,在放科教片时我就想抚摩她,可是,实际在正片开始放映之后,我才这样做。《摆脱锁链的双手》并非那种有枪战和手铐的侦探片。那双手是一位女雕塑家的。她爱上了一位雕塑教授。实际上她的名字叫布里吉特·霍尔奈。差不多就像银幕上她老抚摩他那样,我在电影院里也同样抚摩燕妮。她紧闭双眼,这一点我看到了。银幕上那双手一再把泥团揉成赤裸裸的手指和嬉戏的跳蚤。燕妮的皮肤又冷又干燥。既然她夹着大腿,那我就认为,她必须把腿分开。她立即就把腿分开了,然而却让两眼盯着正在放映的正片。她的嘴巴比图拉的嘴巴还要小;这一点是过去我想知道的。当我再抓住第二根手指时,燕妮掉过头来,目光离开了正片:“请别这样,哈里。你会给我带来痛苦。”我立即就住手了,不过,却把另一只胳臂放在了她身上。霍尔奈低沉、沙哑的声音充斥着观众稀稀落落的放映厅。电影结束前不久,我闻了闻我的手指,手指上散发出一股我们上学路上那种尚未成熟的榛子味--苦涩、肥皂般的油腻和霉烂的气味。
    我们回家的路使我变得实在起来。在沿着火车站大街往下走时,我说,这部影片太好了;不过,在新闻周报当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一些干篇一律的东西;演狍子,真是相当无聊;明天又要去上讨厌的学;布鲁尼斯爸爸肯定会万事顺意。“在柏林,人们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说的?你把全部情况写信告诉了哈泽洛夫吗?”燕妮也觉得正片不错;那个霍尔奈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女艺术家;她也希望如此,尽管她确实感到已经……但她还是希望布鲁尼斯爸爸会有好的结局;可是从那以后,哈泽洛夫先生已经写过两封信;他不久就会来,而且把信也带来:“他认为,朗富尔对我来说再也不是合适的地方。伊姆布斯先生也有同感。要是我在柏林的芭蕾舞团工作,你会不时给我写信吗?”
    燕妮的答复使得我欢欣鼓舞。希望知道她和她那身黑色丧服很快就要远走高飞的心情,促使我想到一些友好的话语。我好心好意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绕着弯儿走昏暗的小街,同她一道在二三月的天气中驻足于蓝色防空灯下。我把她推向下一盏灯,压得她紧紧贴在屋前小花园的铸铁栏杆上,劝她同哈泽洛夫一道去柏林。我一再向她保证,不仅仅是偶尔才写信,而是要定期写。最后我命令她离开朗富尔。燕妮把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给我:“要是你不愿意我离开你,那我就留在你身边;可是如果你觉得哈泽洛夫先生的话有道理,那我就走。”
    这时,我便援引那个被带到施图特霍夫去的人的话:“哼,我敢打赌,要是布鲁尼斯爸爸在这儿的话,他也会同我一样说:到柏林去吧!对你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在埃尔森大街,燕妮对于这一次邀她去看电影表示感谢。我匆匆忙忙地干吻了她一下。她最后那句话仍然是:“现在我可是有点累了,另外,还得做明天的英语作业。”
    我感到高兴的是她不想把我带进参议教师那个空荡荡的住宅去。在装满已经分门别类的云母石的箱子之间,在未经煮沸消毒的烟斗之间,我会拿她怎么办?又会怎样对付头脑中那些对燕妮一无所求、对图拉却要求甚多的愿望呢?
    亲爱的表妹:
    后来,在复活节前不久下了雪。雪很快就融化了。与此同时,你开始同从前线归来的度假者干起傻事来,不过没有生孩子。后来,过了复活节后不久,有了空袭警报;不过炸弹并没有落在我们那儿。五月初,哈泽洛夫来接燕妮。
    他坐在一辆黑色奔驰车里,坐在司机后面,把车开到屋子门前,下了车。他瘦长、机灵,举止不凡。他肩上披一件过于肥大的、有引人注目的大方格纹的大衣。他搓着戴上了白手套的手,打量着股票房的正面,敲着我们的房门,每一层楼都敲。我从窗帘后面露出半个脸来,然后退回屋里,一直退到地毯边缘。我母亲把我叫到窗前:“你瞧瞧那个人!”
    这个人我认识。他刚来时,我第一个看到他。这个人把牙齿朝我扔过来,扔进榛子树丛中。这个人在新生后不久就坐着火车走了。这个人开始抽烟,而且现在仍然抽,戴着白手套抽。我把他的牙齿放在小皮夹子里。这个人走的时候瘪着个嘴,他回来时满口金牙。他笑着,顺着埃尔森大街往上走一段路,再往下走一段路。他笑着,走着,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街道两旁的房子,看见偶数和奇数的房号,看见够吐一口唾沫那么宽的屋前花园,看见三色堇。他对一切都看不够,常常沉湎于欢笑之中。他向所有的窗户显示他那满口金牙的哈泽洛夫嘴巴。他用三十二颗金牙发出没有声响的笑声,仿佛在这个鸡蛋形的世界上,除了我们的埃尔森大街之外就没有展示牙齿的更为滑稽的理由似的。可是这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恭恭敬敬地离开了我们的房子。在春光明媚的五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位于过多金牙上的帷幕落下了。从我们窗帘后面走出来的那两个五短身材的人用四只手相互问候,好像他们在庆祝重逢似的。司机在奔驰车旁活动腿脚,他什么都不想看。可是,所有的窗户都是包厢。那些总长不大的调皮鬼围绕着这次重逢形成了一个圈子。我和檐沟上的那些麻雀都明白:他又回来了,挽着钢琴家的胳臂,穿过那些还在长个子的调皮鬼围成的圈子,把钢琴家推进股票房,必恭必敬地给他撑开门,也不瞧瞧后面便跟着他进了门。
    燕妮把她那两口箱子收拾好了,因为在这儿呆的时间已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她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一道离开了股票房。她身穿黑色丧服走了。她手指上戴着安古斯特里,却并未戴我的啤酒瓶橡皮垫项链;那串项链放在一口箱子的衣服中间,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把那两口箱子交给了司机。那些调皮鬼在说黑色奔驰车上那个矮人的坏话。燕妮犹豫不决地站着。司机脱帽致敬。哈泽洛夫想轻轻地把燕妮推到汽车后座上去。他把大衣领子高高竖起,不再向埃尔森大街展露他的面容。他很着急。可是燕妮还不想上车,她指着我们的窗帘,在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还没来得及拦住她时,她就已经走进了我们那栋房子。
    凡是我要做的事,我母亲都做。我在窗前对我母亲说:“响门铃时千万别开门。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门铃响了四次。我们的门铃安的不是按钮,而是一个旋钮。我们的旋钮门铃不只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它还格格地响了四次,但我母亲和我并未离开窗前的坐位。
    我们的门铃重复了四次的响声将永远索绕在我耳际。
    “现在她走了。”我母亲说,可我却凝视着我们饭厅里那些用胡桃木、梨木和椴木做成的满师考试试件。
    就连那部疾驶而去、越来越小的汽车隆隆的马达声也留在了我的耳朵里,并且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亲爱的图拉表妹:
    一星期之后,从柏林寄来了一封信;这是燕妮用她的自来水笔写的。这封信使我感到很高兴,仿佛这是图拉给我写的,而且是亲笔信。可是图拉却给一个水兵写信,而且是亲笔信。我拿着燕妮的信四处跑来跑去,给所有的人讲,我的女朋友从柏林给我写信来了,讲燕妮·布鲁尼斯,或者她新近给自己取的名字——燕妮·安古斯特里,因为那位哈泽洛夫,即她的芭蕾舞教练,以及内罗达夫人——主管昔日的“快乐带来力量芭蕾舞团”,即现在的德国芭蕾舞团的一位国家顾问,都劝她取一个艺名。训练已经开始,甚至还排练按照德国古代音乐编排的四对舞。内罗达夫人其实是英国人,是她发掘出了这种音乐。另外,这位内罗达还是一位古怪的夫人,譬如:“当她要外出、要进城或者要出席一个正式的招待会时,她就穿一件价格昂贵的皮大衣,但里面不穿衣服,而是穿一件训练时穿的针织紧身衣。不过,她买得起这种紧身衣。她有一条狗,一条苏格兰狗,这条狗的眼睛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有些人认为她是一个间谍。但是,我可不相信有这种事,我的朋友也不相信。”
    隔不了几天,我就给燕妮写了一串满纸陈词滥调和直抒心愿的情书。每一封信我都得写两次,因为在第一稿中粗心大意之处比比皆是。我过于频繁地写道:“相信我吧,图拉!”我写着,“图拉,为什么?今天早晨,图拉。要是你愿意,图拉。我喜欢你,图拉。我梦见了图拉。梦见图拉把东西吃光了,图拉粘住了,图拉谈恋爱,图拉生一个孩子。”
    燕妮用纤巧、工整的笔迹准时给我回信。她让信纸的边缘都空着,在两页蓝色信纸的正反两面整整齐齐写满了对我那些建议的回复和对她那个环境的描述。对于我要图拉做的事情,燕妮全都答应,只是生孩子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这也是为了我——每个人都得先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作出点成绩来,她是在舞台上,而我则是作为历史学家,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她写到内罗达时说,这位不寻常的夫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芭蕾舞图书馆,甚至有伟大的诺维尔①的一份原始手稿。她说哈泽洛夫先生是一个尽管有时候也可笑但脸色却有点阴沉的怪人。每当他那严格异常却又是构思奇特的训练一结束,这个人便会在地下室他的工作室中制作一些希奇古怪的与人相似的机器。燕妮写道:“其实他也并非死抱着古典芭蕾不放,因为往往在训练时,但凡有什么事情不如他的意,他就会用不堪入耳的话讽刺挖苦,嚷道:‘明天我要把所有这些玩偶都给辞了。他们该把你们塞到弹药厂去。要是你们不能像我的机器那样做上哪怕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旋转动作,你们的榴弹就会旋转!’他断言,他那些放在地下室里的假人呈现出一种姿态,一种虔诚、优美的姿态,他的假人总是外八字脚,过不久他就会把他的一个假人放到最前面,放到把杆前,到那时你们会妒忌得脸色发白,才明白古典芭蕾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小胖子和小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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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诺维尔(1727~1810),法国舞蹈家、舞蹈编导和理论家。以其《舞蹈和舞剧书信集》和“情节芭蕾”引起了芭蕾舞创作中的几次突破性的变革。
    哈泽洛夫先生就是这样称呼那些男女舞蹈演员的。在燕妮最近给我寄到埃尔森大街来的一封信中,我发现信末附言中有关于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描绘,在那里用铅笔画着一个人物草图。她站在把杆前,给那些小胖子和小丫头示范一个符合规定的手臂姿态。
    燕妮写道:“人们很难相信会有这种事,我从那些机器人——顺便说一句,他们既不是小胖子,也不是小丫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我现在有了真正的芭蕾舞脚背。我感到伸展手臂时的轨道——拉娜夫人忽略了这一点——非常清晰。在我走路和站着时,无论是擦鞋还是拿起一杯牛奶,往往都在空中留下一道轨迹。甚至就连我打哈欠时——因为晚上我们大家都累得要命——我把手一拿到嘴前,就注意到这道轨迹。可是现在我想结束这封信了。在我入睡时,我会非常非常地爱你,明天早上醒来时也是这样。请你看书别看得太久了,要不然会伤害你的眼睛。永远爱你的燕妮。”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用这样一封燕妮的书信架起一座桥梁,一座通向你的桥梁。在我们出租房屋的楼梯间,我们相互之间并不回避,我不用防止那种习以为常的面红耳赤:“瞧瞧吧,燕妮又给我写了信来。你感兴趣吗?她相当可笑地写到爱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要是你想笑一笑,那就一定得看看她胡诌些什么东西。就像那枚戒指那样,她现在名叫安古斯特里。她很快就要随剧团去外地巡回演出。”
    我把这封拆开的信像某种无关紧要、有点好玩的东西那样递给她。图拉用一只手指敲点着这张纸说:“你终究还得考虑考虑别的事情吧。不要老是胡说八道,说那些狗屎芭蕾。”
    图拉披着芥子般的褐色头发,一缕一缕地下垂齐肩。普茨希那个水兵为她慷慨付账的电烫头发仍然依稀可见。在左眼上方垂着一绺头发。她在鄙夷不屑地猛吐一口气的同时,用一种机械性的动作——哈泽洛夫的假人做此动作时恐怕都无法比她更机械——把这绺头发往后一甩,然后猛烈一耸瘦骨嶙峋的肩膀,又把它甩到同一只眼睛前面。不过,她还没有涂脂抹粉。半夜后,希特勒青年团执勤巡逻时先是在火车总站,紧接着又在乌法根公园的一条长椅上,把她和新苏格兰士官学校的一个中士拿获。从那时起,图拉不管在哪儿都已经涂脂抹粉了。
    她被赶出了学校。我父亲谈到扔出去的钱。尽管有执勤巡逻的告发,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仍想让图拉留校察看。据说图拉对这位女校长讲道:“校长,您只管把我赶出去好啦。我的事反正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很想同随便哪个人生个孩子,这种事总有一天要发生的,不是在朗富尔,就是在别的地方。”
    为什么您想要一个孩子?嗯,因为想要,所以想要!图拉被赶出了学校,却并未生孩子。她白天呆在家里听收音机,晚饭后就出门了。有一次,她给母亲和自己带回六米最好的海军布。有一次,她带回一张来自北冰洋前线的狐皮。有一次,她偷来一巴仑①降落伞绸。她和她母亲穿着来自全欧洲的内衣。当劳工局的人来到家里,想把她安置到发电厂时,她让霍拉茨大夫给她开了张病假条,说她贫血,肺部有阴影。图拉得到了特殊食品卡和病假津贴,但数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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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计量单位。一巴仓等于十二匹。
    当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巨大的沙钟、瓷制芭蕾舞女演员、金鱼、几捆乐谱和一些发黄的照片一起迁往柏林时——哈泽洛夫称他为芭蕾钢琴演奏家——图拉给了他一封信,一封写给燕妮的信。我永远都没法知道图拉用她的自来水笔写了什么,因为燕妮在下一封信中只是提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已平安到达,图拉给她写的信非常友好,她向图拉表示衷心的问候。
    这时我又成了局外人,这两个人有了一些共通的语言。当我遇到图拉时,我再也不面红耳赤了,而是面如死灰。尽管我仍然离不开你,但是我慢慢学会了憎恨你和你的胶粘剂;这种憎恨——一种可以使你变得衰老的忧郁症——使我更易于同图拉交往。我既友好又傲慢地给她出一些好主意。这种憎恨从未让我动手打人;因为首先,我在观察自己,直到沉人梦乡;其次,我看书的时间太多;第三,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差不多是一个追逐名利的人,这种人没有工夫去尽情放纵自己的憎恨;第四,我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圣坛,燕妮身穿芭蕾舞裙,伸开双臂,就站在这个圣坛上;更确切地说,我把燕妮写的信堆叠起来,想同她订婚。
    被爱着的图拉:
    当人们坐在燕妮对面,或者在她身边走时,虽然她很有教养,也非常懒散,但她善于极其轻松愉快地用幽默、粗俗的笔调写那些信。她那只眼睛从外表看来在睫毛下显得忧伤和愚蠢,从内在方面看却具有洞察事物的才能。尽管那些人穿着银色芭蕾舞鞋踮起脚尖,在舞台灯光照耀下表示一只垂死的天鹅,但他们跳得枯燥乏味,因而可以击掌叫停。
    她就是用这种方式给我描述哈泽洛夫给他的小胖子和小丫头上的一堂芭蕾舞课的。课堂上要排一场芭蕾舞剧。这场芭蕾舞剧应当叫《稻草人》,要不然就是《那些稻草人》或者《园丁和稻草人》。
    这时,训练既不在扶把练习时进行,也不在室外进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完没了地弓着背坐着,徒劳无益地重复着肖邦的那支曲子。这时,窗前的松树在雨中矗立着,松鼠和普鲁士的昔日在树上比比皆是。上午有空袭警报,训练在安放供暖锅炉的地下室里进行。现在,穿着黑色针织紧身衣的小丫头们在长长的芭蕾舞把杆旁显得无精打采。小胖子们挤眉弄眼,心不在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哈泽洛夫伸直双腿突然跳到钢琴上时才结束,这是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非常熟悉而且不会给钢琴造成丝毫损坏的一个过程,因为哈泽洛夫很善于慢慢地纵身向上,立定跳远,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褐色钢琴盖上,而不会使硬质乐器的内部零件发生震动。现在,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全都苏醒过来,因为他们都明白,哈泽洛夫怒气冲冲地往钢琴上纵身一跳意味着什么,接踵而来的会是什么事情。
    哈泽洛夫从上面,不过并非直接地,而是冲着把大厅正面变成窥视镜的大型芭蕾舞镜,对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提出警告:“难道说非得要这个小毛刷领舞不行?是缺乏人生乐趣吗?是不是要下面的老鼠来咬天鹅?是不是又非要哈泽洛夫取出他的小纸袋不可?”
    他再一次构思他那声名狼藉的扶把练习——全蹲,在一位、二位和五位上全蹲,每一位置上做两次,做八次伸展脚位的代嘎热和十六次在二位上的快速代嘎热,做八次小绷脚擦地代嘎热,强调脚尖向外轻轻擦地。可是,只有小丫头们才强调脚尖向外,在地上擦出小小的斑点。不管是那个受到威胁的小纸袋还是肖邦——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联手——都无法帮助小胖子们获得人生的乐趣,完成好干净利落的屈膝动作。他们好比勺子上的面团,拌得要稠不调的色拉油,土耳其蜂蜜粘得可以拉成丝。这些男孩或者小胖子就这样伸着懒腰——他们是韦尔夫兴、马尔策尔、施米特兴、泽尔热、戈蒂、埃贝哈德和巴斯蒂安——睫毛直眨巴,在半脚尖踮起做渐蹲的腿部练习时稍稍叹口气,在单脚划圆圈呈二位时就像喂食前的天鹅一样,扭着脖子,七个昏昏欲睡的小胖子恭恭敬敬地等待着哈泽洛夫的第二次跳跃,这次跳跃在他们跳大踢脚时便接踵而来。
    哈泽洛夫的跳跃再一次以立定跳远的方式出现。这次跳跃使他离开钢琴盖,越过钢琴家雪白的头发,伸长膝盖,以令人钦佩的高度和长度落在大厅当中,落在镜子对面。他在这块玻璃面前毫不掩饰,非常奇怪地把那个事先提到的小纸袋取出来。这个上面尖尖的小纸袋,锥形小纸袋,这个出了名的小纸袋,受人敬畏的小纸袋,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纸袋,这个像粉末一样柔软、做工精致而且大小合适的小纸袋,这个八分之一磅的小纸袋,他把它专门从上衣胸前的内袋中取出来,命令所有的女孩或者小丫头离开芭蕾舞把杆。他打发她们到发出轰隆声、把面庞映照得通红的小圆铁炉旁的角落里去。她们在那里尖声嚷嚷着挤在一起,转向墙壁,而且还要用苍白的手指蒙住眼睛。就连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也用一条丝围巾遮住了他的狮子头。
    就在难为情地蒙住双眼和遮住了头后,哈泽洛夫命令道:“朝正前方扶把!”七个男孩和小胖子相互脱去了对方的衣服。他们非常激动地把红色、玫瑰红色、蛋黄色和草绿色羊毛针织紧身衣从男孩子身上脱下来。“准备!”哈泽洛夫用训练有素的手指打着榧子。他们把小脑袋转向墙壁,不断地眨巴着睫毛,沿着芭蕾舞把杆站成一行,十四只手抓着那根被抓坏了的木质把杆。七个躯干在盲目弹出的肖邦钢琴曲伴奏下伸开双臂,弯下身子,把膝盖挺直,让同一个皮肤柔嫩的男孩屁股往供暖情况良好的训练厅里撅上七次。
    这时,哈泽洛夫在第一个屁股旁边做出了开始的姿势。他左手拿着锥形小纸袋,就像从空中抓来一样,右手的手指间夹着一把小毛刷,把这把既珍贵、又结实的獾毛小修面刷放进锥形小纸袋里,在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伴奏下,嘴里兴致勃勃地吹起了一支优美动听的波兰舞曲。他往往由于镜子的缘故而不断变换位置,从一个男孩屁股走向另一个小胖子屁股。
    此外——因此这简直是浪费——他把蘸上粉末的獾毛小修面刷从小纸袋里取出来,取了七次,把蘸上的粉末刷进男孩子们的屁股眼里,刷进小胖子的屁股里,刷了七次。成功啦!
    这不是脚气粉。刷进去的不是安眠药粉,不是苗条药粉,不是防狮药粉,不是发酵粉,不是滴滴涕,不是奶粉,既非可可粉,也非绵白糖,不是小面包的面粉,不是费眼力的细小字体,也不是白垩粉。这是胡椒粉,是磨得很细的黑胡椒粉,哈泽洛夫用小毛刷蘸这种粉,不厌其烦地蘸了七次。最后,他在离镜子极近的地方以慢速旋转结束了他的教学演出,站定,满口金牙的嘴巴对着大厅,大声嚷道:“好啦,我的孩子们!先是小胖子,然后是小丫头!往一位运动,全蹲,两臂成花环状!”
    不再盲目的伊姆布斯刚把他那弹奏肖邦乐曲的手指放到琴键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羊毛针织紧身衣好像自行闪电般地掉了下来,罩到了七个涂上胡椒粉的男孩屁股上。一次练习就取得不少进步。这些进步表现为敏捷的步伐,大踢腿,手臂的舒展。睫毛默然不语,线条在苏醒,美直淌汗水;哈泽洛夫让那把獾毛小修面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
    胡椒粉效用相当久,所以在卓有成效的练习之后,那些身上没有胡椒粉的小丫头和这些由于胡椒粉而变得生气勃勃的小胖子,能够按要求排练稻草人芭蕾舞剧第三场,从一群稻草人毁坏园圃到双人舞。
    因为后来这台大型演出如此饶有风趣地达到了普鲁士传统军乐的水平——高高踮起脚尖的、地地道道的乱七八糟——哈泽洛夫用三十二颗金牙宣布演出结束。他挥动手巾,命令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关上琴盖,将肖邦的乐曲和普鲁士进行曲埋葬在公文包里,然后宣布评分:“韦尔夫兴,好。施米特兴,好。所有的小胖子和小丫头都好!马尔策尔和燕妮,特别好。你们再呆一会儿。咱们排演园丁之女和王子,第一场踮起半个脚尖,没有音乐。你们其他人准时上床,别来溜须拍马。明天早上,整个芭蕾舞团排演《诱拐园丁之女》和《终场》。”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复述燕妮那封信的内容。就像在燕妮所有的书信中一样,在那封信中写着:尽管哈泽洛夫非常克制地、颇具讽刺意味地向她献殷勤,但是她却强烈地、继续不断地、坚定不移地爱着我。因此,我一点儿也不用害怕。另外,尽管只有两天时间,她还是要到朗富尔来:“住房现在必须腾出来,所以我们想把家具和收集的石块保管起来。你无法想像,我们在得到搬家许可之前,不得不写些什么样的信啊!不过,哈泽洛夫善于同那些人打交道。当然,他认为这些家具在朗富尔更安全一些,因为柏林遭到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无论如何他都要把云母转移到乡下,转移到下萨克森去。他认识那儿的农民和一个矿长。”
    亲爱的图拉:
    一辆家具搬运车首先开到斜对面的房门口。十五家租房的住户占据了我们那栋房子的窗户。然后,奔驰车在家具搬运车后面不声不响地拼命往前挤,不过仍然留出了装车的空地。司机脱下帽子,及时地站在门口。燕妮身穿黑色皮大衣,可能是鼹鼠皮做的,头缩在高高立起的衣领中,站在人行道上,匆匆抬起双眼,望着我们的窗户。这是一位不能感冒的女士。哈泽洛夫身穿有棕色皮领——海狸鼠皮领的黑色双排扣大衣,抓住燕妮的胳膊。这个扳道工,这位比燕妮矮半个头的伟大的歌舞团经理,就是满口金牙的赫尔曼·哈泽洛夫。但是他既不笑,也不打量我们这栋房子。在他眼里,埃尔森大街并不存在。
    我父亲隔着报纸说:“你们已经通了那么久的信,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帮着搬家。”
    我差一点儿没抓住燕妮那只藏在皮大衣肥大衣袖中的手。哈泽洛夫只是匆匆地瞟了一眼。“噢,”他说,然后又说,“秀气的小胖子。”接着,他便像指挥芭蕾舞团一样,指挥起家具搬运工来。我帮不上忙,也上不了楼,进不了住宅。家具很重,大多为深棕色,全部用椴木做成。装运家具很有趣,因为有哈泽洛夫指导,一堵墙那么宽的书橱变得轻飘飘的。当燕妮的“房间”离开股票房时——那是用浅色桦木框起来的毕德迈耶尔派绘画——这些作品便在四方形人物的头上飘来飘去,悬浮在空中。在门厅衣帽间与佛兰德箱子之间,哈泽洛夫侧过脸来看着我。他没让那些包装工花多少工夫去包装家具,便邀请我和燕妮到火车总站旁的埃登饭店去用晚餐。他们俩就住在那里。敞开着的笨重木箱堆放在人行道上最后一批厨房用的椅子之间。我答应道:“七点半。”忽然,好像是哈泽洛夫策划好了似的,天上的阳光破云而出,使敞开的木箱里的云母光彩烟烟。就连并不在场的参议教师的气息也扑鼻而来——从烟斗冒出的冷烟也在一起搬迁。但是,一部分云母片麻岩不得不留在原地。八九箱东西把家具搬运车塞得满满的,还剩下两箱。这时,我便在哈泽洛夫的家具包装工芭蕾舞剧中粉墨登场了。我表示愿意在我们的地下室里腾出地方,来堆放云母片麻岩和云母花岗岩,堆放黑云母和白云母。
    我在机器间问我的父亲同不同意。我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使我感到意外。他说:“去干吧,我的孩子。在第二个地下室窗户的小五金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把参议教师先生的木箱存放在那里吧。这位老先生把他的一生都花在搜集石块上了,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亲爱的图拉:
    木箱放到了我们的地下室里。晚上,我坐在埃登饭店的小餐厅里,坐在燕妮身边,哈泽洛夫对面。据说你下午在城里同燕妮见了面,哈泽洛夫不在。为什么?就这么回事!我们几乎没有讲话,哈泽洛夫在燕妮与我之间看出了点什么名堂。听说你们是在沃尔韦贝尔巷的魏茨克咖啡店会面。你们有什么可商量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燕妮的小拇指和我的小拇指在桌子下钩在一起。我敢肯定,哈泽洛夫注意到了这一点。魏茨克咖啡店有什么可吃的?燕妮能吃到的是质量很差的糕点和像水一样的冰淇淋。在埃登饭店有海龟肉汤,罐头芦笋,维也纳煎肉排,后来,按照燕妮的愿望,来了份半冻食品。很可能我乘车跟踪了你们,一直跟到煤炭市场,看见你们在魏茨克咖啡店里坐着,说着,笑着,沉默着,哭着,为什么?就这么回事!吃完饭,我注意到哈泽洛夫绷紧的或者说是呆滞的脸上有上千个灰白色雀斑。过去的埃迪·阿姆泽尔在肥胖的脸上曾经有过雀斑,数量比这少,但是比这大,是带褐色的真正雀斑。你们至少在魏茨克咖啡馆闲聊了两个小时,在九点半时,我不得不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长得很像您,不过是叫别的名字。”
    哈泽洛夫招手唤来招待员:“请来一杯热拧檬汁。”
    我绞尽脑汁:“这个人先是叫做斯特普恩,后来叫做施佩巴拉,以后又叫做施佩林斯基。您认识这个人吗?”
    这位着了凉的哈泽洛夫得到了他的热柠檬汁:“谢谢,付账。”
    招待员站在我身后算账。“这个人我认识,他有几分钟甚至名叫楚霍尔,然后叫曲林斯基。后来他找到一个名字,到现在都叫这个名字。您想知道这个名字吗?或者说你想知道吧,燕妮?”
    哈泽洛夫把两个白色药片放进茶匙里,付钞票,而且用账单遮住脸:“就这样吧!”
    在我想要说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时,哈泽洛夫把药片服了下去,喝了很久柠檬汁。这时已经很晚了。燕妮很累。只是在饭店大堂,在燕妮吻我之后,哈泽洛夫才露出他的几颗金牙,沙哑着声音说:“您很有天分。您知道很多名字。我会帮助您,今天或者后天,给您再举出一个名字来。这就是用x来书写的Brauxel,或者像Haksel一样,写成Brauksel,或者像Weichsel一样,写成Brauchsel。记住这个名字和它的三种书写方式吧。”
    说完,两人文质彬彬地、故意慢条斯理地走上楼梯。燕妮往四下张望,张望,张望;甚至当我已经不在大堂,而满脑子装着三个布劳克塞尔时,燕妮仍在张望。
    亲爱的图拉:
    有那么个人,在我找你时,我已经找到这个人了。在我给你写信时,此人向我建议,应该怎样给你写信。此人叫人给我寄钱来,好让我可以给你写信,无忧无虑地写。此人拥有一座位于希尔德斯海姆与萨尔斯特德之间的矿山,或者说只是在管理这座矿而已,或者说占有比较多的股份,或者说整个矿山都是骗局,都是伪装,都是第五纵队——尽管他名叫Brauxel,Brauksel,Brauchsel。布劳克塞尔的矿山不开采矿石,不采盐,不采煤。布劳克塞尔的矿山开采别的东西。这种东西我叫不出名字来。我只能不断而且必须不断地给图拉讲,我必须遵守二月四号这个日期。我必须堆积白骨山。我必须开始写末尾的童话,因为布劳克塞尔拍加急电报来讲:“宝瓶座行星会合日期临近。堆白骨山,准备并开始流产。把狗放走,及时结束。”
    从前有个女孩叫图拉——
    图拉有一个干干净净的额头。可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干净的,就连雪也不干净。没有一个少女是干净的,甚至连猪都不干净。魔鬼从来就不那么干净。没有一点泥土是干净的。每一把小提琴都明白这一点。每一颗星星都在发出寒光。每一把小刀都在削去果实的表皮。就连土豆也不干净,它有眼睛,这些眼睛必须用针来刺。
    可是盐呢?盐是干净的!没有任何东西,就连盐也不干净。只是放在纸袋里时,盐才干净。然而盐是堆放起来的。还有什么东西堆放在一起?堆放的东西是要洗的。没有任何东西洗得干净。看来原料是干净的吧?原料消过毒,但并不纯。观念,这纯洁吧?一开始就不纯。耶稣基督不纯。马克思、恩格斯不纯。遗骸不纯。圣饼不纯。没有一种思想能保持纯洁。就连艺术的繁荣也不纯。太阳有黑斑。所有的天才都要来月经。哄堂大笑建筑在痛苦之上。在咆哮的深处隐伏着沉默。靠在角落里的是圆圈。不过圆圈,这总是地道的!
    没有一个圆闭合得天衣无缝。因为如果圆是地道的,那么,就连雪也是干净的,少女是干净的,猪、耶稣基督、马克思和恩格斯、微不足道的遗骸、一切痛苦、哄堂大笑、左边的咆哮、右边的沉默、完美无缺的思想、不再是血友病人的圣餐饼和不排出污物的天才,都是干净纯正的;所有角落都是纯粹的角落,虔诚的圆圈形成了圆环,所有这一切都纯正,有人情味,肮脏,有咸味,魔鬼般的残忍,基督般的仁慈和有马克思主义的意味,哈哈大笑着,咆哮着,唠唠叨叨地重复着,沉默着,神圣,滚圆,地道,有棱角。那些新近垒起来的白色山丘即使没有乌鸦,也在十分明显地增高,成了金字塔。可是,那些并不干净的乌鸦昨天就已经在嘎嘎地叫,就像没有加润滑油似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纯的,没有一个圆圈地道,没有一块骨头干净。那些垒起来变得明显可见的山丘要熔化、煮开、沸腾,制成干净、便宜的肥皂;然而就连肥皂也洗不干净。
    从前有一个女孩,此人名叫图拉——
    让她那额头上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脓疤长起来又瘪下去。她的哈里表兄长期同自己的脓疤搏斗。图拉从来不擦药酒,不用偏方。在她的额头上既没有清洁过敏性皮肤的杏仁粉,也没有气味难闻的硫磺,黄瓜牛奶和锌软膏在那里也没有立足之地。她平心静气地长着她的脓疤,因为额头依旧天真烂漫,向外凸出。她把军士们和士官们拖进夜间漆黑一片的公园里,因为她想要一个孩子,可是又没有怀上。
    在图拉同各个兵种、各种职级的人徒劳无益地尝试过一番之后,哈里劝她同不穿军服的中学生试一试。他最近穿着空军蓝的衣服,不再往埃尔森大街,而是在风和日丽的游泳季节住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的一个棚屋里。这个炮兵连是一个加强连,有十二门八点八厘米口径的高射炮和一批四管高射机关枪,在沙丘后面布防。
    一开始,哈里就被分配到一门有十字形活动炮架的八点八厘米高射炮上当瞄准手。瞄准手必须用两个曲柄操纵引爆装置瞄准器。哈里干这种事一直干到他结束防空助手的生涯。这是一个优越的职位,因为在九个炮手当中,只有瞄准手是唯一允许坐在高射炮小凳上的炮手。在高射炮必须迅速转动方向时,这个职位可以免费运行,不会在十字形炮架的铁器上碰伤胫骨。在进行高射炮训练时,哈里坐在高射炮上,背靠着炮口。在他摇动曲柄,用两根扫瞄指针跟踪两根瞄准指针时,他正在冥思苦想,在图拉与燕妮之间左右摇摆。他做这种事很麻利。扫描指针在追赶瞄准指针,图拉在追赶燕妮。炮手哈里·利贝瑙操纵的引爆装置瞄准器使正在进行训练的上士十分满意。
    从前有一位上士——
    此人能够把开齿咬得很响,咬得格格作响。他除了别的勋章外,还戴着那枚银质伤员徽章。因此,他一瘸一拐的,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的棚屋之间很容易就被人记住了。都说他既严厉又公正。他受到大家的钦佩,有人还模仿他的动作。他到沙丘上去打海滨野兔时,总要选一个大家称为施丢特贝克的防空助手作陪同。上士在打海滨野兔时要么一声不吭,要么气喘吁吁地摘引同一哲学家①的言论。施丢特贝克跟着他说,创造了一种带有哲理味的中学生语言。这种语言很快就被很多巧舌如簧、鹦鹉学舌的人说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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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处指海德格尔。
    施丢特贝克在多数语句前面都要加上这样的引言:“我,作为苏格拉底的大弟子。”凡是在他站岗时观察他的人,都会看到他用一根棍子在沙地上画着。他用挥洒自如的棍子勾画“公开性”尚未溢于言表的本质的到来,因而也就是直截了当地勾画“存在”。不过,要是哈里说“存在”,那么施丢特贝克就会毫不耐烦地纠正道:“你又在讲实存了!”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哲学术语都在进行苏格拉底大弟子式的跳跃,用上士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获得的知识,来衡量每一个平庸的动机和对象。半生半熟的带皮土豆——给厨房的供应很糟糕,对厨房的领导还要糟糕——被称为忘记存在的布尔文。要是有人使某人想起几天前流逝的东西,承诺的东西,或者坚持的东西,那就会得到脱口而出、斩钉截铁的回答:“谁还会去想已经想过的事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业已流逝的东西,承诺的东西,坚持的东西。每天每日的例行公事——就像炮兵连里的生活所要求的那样——比方说一种近乎严厉的惩罚性体操,令人厌烦的试验性警报,或者使手指上发出臭味的擦枪,都用一句从上士那里学到的套话来结尾:“存在的本质就寓于其存在之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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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2页。
    而恰恰是“存在”这个小词儿处处都适用:“我会有一支香烟(存在)。有电影(存在),谁一道去看?要是你不马上住嘴,我就揍你一个(存在)耳光。”
    谁开了病假条,谁就会躺在草褥上(存在)。周末休假叫做(存在)休息。如果某人追求一个姑娘——就像施丢特贝克追哈里的图拉表妹那样——那么他就在归营号过后吹嘘,他碰到过这个姑娘(的存在)几次。
    甚至就连它,连这个存在,施丢特贝克也试图用一根根子把它画到沙地上。这个存在每一次都显得不一样。
    从前有一个防空助手——
    人称施丢特贝克的人应该同哈里的表妹生一个孩子,而且很可能也试图这样做。每逢星期天,布勒森一格勒特考炮兵连对外开放,图拉都穿着高跟鞋来到这里,带着她的大鼻孔和长满脓疤的额头在八点八厘米高射炮之间散步。或者说她穿着高跟鞋,在上士和这个防空助手之间忸怩作态地走着,走进沙丘,这样,两个人就可以让她怀上孩子。可是,上士和防空助手首先给自己提供的是另一些(存在的)证据——他们打海滨野兔。
    从前有一个表兄——
    此人名叫哈里·利贝瑙,只会冷眼旁观和鹦鹉学舌。这时,他两眼半睁半闭,平躺在被风刮弯的喜沙草之间的海沙上面。当三根手指划过沙丘顶时,他变得更加扁平。四方脸的上士背着光,重重地但又是小心翼翼地搂住她的肩膀。图拉右手提着她的高跟鞋,左手捏着一只流着血的海滨野兔的后脚。施丢特贝克在图拉右边--不过没有碰到她——提着枪口朝下的卡宾枪。这三个人没有发现哈里。他们露出颈子和肩膀,一动不动地位立着,因为他们一直背着光,站在沙丘顶上。图拉把头凑到上士的胸部。她承受他的胳臂,恰似承受一根横梁。施丢特贝克虽说站在一旁,但却属于这一伙人,他一动不动地在暗中监视这种“存在”。这是一幅既漂亮又清晰的画,这个画面使平躺在喜沙草丛中的哈里痛苦万分,因为他对落日余晖中的三个人所起的作用比那只流着血的海滨野兔还要小。
    从前有一幅小小的画——
    表现的是日落西山时的痛苦。防空助手哈里·利贝瑙命中注定不会再见到这种情景,因为从今天到明天,他都得收拾行李。一个玄妙莫测的决定把他——施丢特贝克、另外三十个防空助手和上士调到另一个炮兵连去。再也没有坡度平缓、形同波浪的沙丘了。再也没有平静无波、举止娴雅的波罗的海了。喜沙草俯首帖耳,音调铿锵。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在吹响晚点名号之前,矗立着的不再是阴森的十二门八点八厘米的高炮了。背面再也没有使人感到亲切的布勒森木头教堂,没有布勒森渔民黑白相间的母牛,没有挂在杆子上晾干、供人照相的布勒森鱼网了。再也不会有太阳在海滨野兔身后为他们慢慢西沉。那时,这些兔子在沙丘顶上前脚离地,端坐在后脚上,正竖着耳朵朝拜不受欢迎的太阳。
    在皇帝港炮兵连没有这样虔诚的动物,只有老鼠,但老鼠崇敬的是恒星。
    要去炮兵连得从下城与霍尔姆之间的一个港区特罗伊尔出发,走三刻钟之久的沙路,穿过通往维斯瓦河河口的霍尔茨费尔德尔。留在后面的是帝国铁路机车修理厂稀稀落落的车间,是沃雅恩造船厂后面的木屋。在这里,在伸向特罗伊尔有轨电车站与皇帝港炮兵连之间的地方,老鼠早已捷足先登,占据了位置。
    可是,弥漫在炮兵连上空甚至在刮猛烈的西风时也寸步不移的那股气味,却并非来自老鼠。
    哈里刚搬进炮兵连,第一天夜里他的两只体操鞋就全被咬坏了。根据勤务条例规定,任何人不得光脚离开床铺。那些老鼠比比皆是,它们越来越肥。它们到底吃了什么?它们被斥为始作涌者,不过它们并不叫这个名字。炮兵连装上了铁皮窄柜来防老鼠咬。很多老鼠被打死了,但这是毫无计划的行动。这样做无济于事。这时,那个上士——他作为军士长帮助这个炮兵连,每天早上都向他的胡弗纳格尔上尉报告,有多少一等兵和军士、多少防空助手和乌克兰战地志愿服务队队员集合——在发布一天内有效的日令,因此,老鼠大大减少了。然而,弥漫在炮兵连上空的那股气味却并未减弱,因为它并不来自那些始作涌者。
    从前有一道日令——
    这道日令答应悬赏打死啮齿目动物。那些二等兵和一等兵,那些头发花白的老人,打死三只老鼠便得到一支香烟。那些乌克兰战地志愿服务队队员要是能提交十八只死老鼠的话,一盒马合烟就归他们了。那些防空助手打死五只老鼠得到一卷水果卷糖。但是有些一等兵,他们用三支香烟跟我们换两卷水果卷糖。我们不抽马合烟。根据这道日令,整个炮兵连分成若干个狩猎小组。哈里所属的那个小组在只有一个入口和没有窗口的盥洗室里划定了自己的狩猎区。人们首先打开盥洗室的门,把吃剩的饭菜放到盥洗室的水沟里,然后堵死两个出水口。在这之后,我们就在棚屋教室的窗户后面等着,一直等到黄昏。很快,人们就看到那些长长的影子顺着棚屋发出音调相同的尖叫声,拥向盥洗室门口。没有笛声引诱,只有洞开的大门的吸引力。在附近只备有冷冰冰的大麦掺儿和球茎甘蓝梗儿。把煮过十次的牛骨头和两把有霉斑的麦片——这些东西是厨房扔出来的——撒到门槛上,引诱老鼠。其实,这些老鼠没有麦片也可能会来的。
    在盥洗室已经有足够的猎获物时,从对面的棚屋教室里嗖的一下钻出五个足登高统水靴的小伙子。他们手拎棍棒,棒尖上装有接到上面去的铁钩。盥洗室吞没了这五个人。最后一个人把门关上了。只能呆在门外的是:那些姗姗来迟、被人遗忘的老鼠,那股弥漫在炮兵连上空的气味,那个隐藏起来的月亮,那些闪闪发光的星星,那台在与世界密切相关的军士棚屋中高声大叫的收音机,船只存在的声音。这时,盥洗室里响起了自己的音乐。再也不是音调相同的音乐,而是高八度、低八度的跳跃,这种音乐具有大麦掺儿的尖锐,球茎甘蓝的柔和,既冷漠又微弱,是弹拨出来的,带鼻音,非本嗓儿。这时,灯光骤然之间亮了起来,五只手电筒用左手拿着,驱走了黑暗。有叹两口气的工夫,一片寂静。现在,铅灰色的动物因为受到惊吓,正在灯光下腾跃,腹部朝前,在罩着铁皮的洗碗槽上滑行,在地面砖上发出沉重的劈啪声,在用麻屑堵塞的出水口前挤来挤去,想蹿上混凝土墙脚,去抓褐色的木头。它们用爪子紧紧抓住,又从上面滑下来,发出嚓嚓的声音,但仍不想放弃大麦惨儿和菜梗。它们宁要牛骨头,而不要自己的毛,不要这身光滑的、涂上蜡的、防水的、完好无损的、漂亮的、贵重的、衰弱的、经过几千年梳刷的毛。现在,铁钩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往皮毛里戳。不行,老鼠血不容易去掉。除了用靴子蹭别无他法。钉住了,同一个铁钩钉住两样东西——“存在”与“共存”。这两样东西在跳跃,这就是音乐!这就是自挪亚①时期以来的那首小曲。那是些真实的和虚构的老鼠故事。故事中讲到世态、举止和降临,讲到被吃光的运粮船,讲到粮库被掏空,讲到允许毫无价值的东西存在,讲到埃及的歉收年。当巴黎被围困时。当思维离开形而上学时。当困难其大无比时。当老鼠上岸时。当老鼠再来时。当它们自己就是稳坐椅上的小孩和老翁时。当它们打心眼儿里否定这个年轻妇女的新生儿时。当它们袭击猫儿而被吃鼠者吃得只剩下发亮的牙齿时——这些牙齿如今还呈珠子状申在线上放在博物馆里。当它们啃食《圣经》而且像《圣经》上写的那样鼠丁兴旺时。当它们取出钟的内脏,驳斥时光时。当它们在哈默尔恩②被宣布为圣徒时。当它们觉得好吃的毒药发明出来时。当鼠尾与鼠尾连接成一根绳子,测出水井的深度时。当它们变得聪明,能诗能文,而且出现在剧院中时。当它们引导超验和急于阐释超验时。当它们啃着这道彩虹③时。当它们寻到世界入口并使地狱透进光线时。当老鼠们来到天国并使神圣的泽塞玲感受到管风琴的好处时。当老鼠们在太空尖叫着迁移到没有老鼠的星球上时。当老鼠们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而存在时。当一道日令公布于众时——这道日令答应,打死老鼠奖赏劣质烟、卷烟和又甜又酸的覆盆子卷糖——老鼠故事呀老鼠故事:这时,老鼠们钻到了各个角落。凡是碰不到它们的地方,就会碰到混凝土。它们在逃跑,拖着细绳似的尾巴,皱着鼻子,往前逃跑。它们在进行软弱无力的攻击。必须同舟共济。这时,手电筒光先是轻轻地射下来,然后艰难地转动;手电筒在转动。可是,手电筒一直在发出刺眼的光,这时,光线相互交叉,以便再次挖掘出从已经悄悄被掏出的山里嗖的一下钻出来的东西。每根棍棒都在点数:十七、十八、三十一;可是第三十二只老鼠仍在跑,跑掉了。它又出现在那儿了,有两个铁钩钉得太迟,有一根棍棒又出手太早。这时,那只老鼠拼命地咬呀、咬呀,它使得哈里不知所措。他的胶靴底在湿漉漉的瓷砖上滑来滑去。他向后一仰,轻轻地摔了下去。他大声叫嚷着。而这时,其他人却在捂着嘴笑。哈里冲着那些湿透了的皮毛,那些捕获物,那一层层抽搐着的战利品,那些贪食的一代代老鼠,那没完没了的老鼠故事,那些收进来的大麦掺,那些球茎甘蓝梗,嚷道:“我被咬了,被咬了,被咬了……”可是并没有老鼠咬他,只不过是当他摔下去,不是重重地而是轻轻地摔下去时,他受到了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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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按照《圣经》的说法,挪亚为洪水后人类的始祖。洪水降临时,挪亚全家及各类动物进入所造的方舟避祸。
    ②哈拉尔恩是德国下萨克森一县城。传说中当地老鼠为患,一捕鼠人用笛声将全城老鼠诱出捕灭,后因该城拒付报酬,捕鼠人拐走了所有的儿童。
    ③按照《创世纪》第九章十一至十五节的说法,虹是上帝与人类重新立约的象征,上帝以此来保证洪水不再毁坏一切有血肉的动物。
    这时,盥洗室内已经安静下来。只要是还剩下一只耳朵的人,就会听到那台与世界密切相关的收音机在军士棚屋中高声大叫。有几根棍棒还在无精打采地瞄准目标,痛击尚未死去的、仍在颤抖的家伙。也许是棍棒不能突然一下子因为一片寂静就停止挥舞吧。在棍棒之中仍然有一些死里逃生者。它们想钻出去,保全性命。可是,不仅在安静下来时,甚至在棍棒也停止挥舞时,仍然没有收工;这种挥舞棍棒的间歇使哈里·利贝瑙感到满意。因为他是轻轻摔下去的,所以不得不长时间地往一个空大麦掺碗里呕吐。别人不让他在老鼠之间把胃排空。这些老鼠要点数,要串起来,把尾巴打成结,接到一根扎花用的金属丝上去。那是四根紧紧挨着的扎花金属丝,上士同做簿记的军需官在早点名时就可以点清这些扎花金属丝。结果是:一百五十八只老鼠,往上凑成整数,三十二个水果卷糖。哈里这个捕猎小组拿一半的卷糖换了香烟。
    那些串在一起的老鼠——当天上午就得把它们埋在茅坑后面——还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一股泥土味,浸透着酸味,就像一个打开的马铃薯窖。弥漫在炮兵连上空的这股气味充满着别的内容——没有老鼠呼出这种气味。
    从前有一个炮兵连——
    这个连队位于皇帝港附近,因此名叫皇帝港炮兵连。该炮兵连同布勒森一格勒特考炮兵加强连,同霍伊布德、佩隆肯、齐冈肯山、纳尔维克一拉格尔和老苏格兰的炮兵连一起,保卫但泽市及其港口的空域。
    哈里在皇帝港炮兵连服役时只有两次警报,可是每天每日都要驱赶老鼠。有一次,在奥利瓦森林上空,有一架四引擎轰炸机被击落,佩隆肯和老苏格兰的炮兵连都参加了这次击落敌机的行动。皇帝港炮兵连虽然空手而归,但在清除炮兵连驻地的老鼠方面却展现出不断扩大的战果。
    哦,这种“置身其中”正在超越,成为世界构想!哈里这个捕猎组是一个战绩卓著的捕猎组。不过所有的小组,就连在茅坑后面干活的那些乌克兰战地志愿队的队员们,也都被没有参加任何小组的施丢特贝克超过了。
    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抓到老鼠,而且往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在多数情况下是趴在厨房棚屋前,紧挨着水沟盖于。他用长长的胳膊撑在一个污水沟里,这条沟使施丢特贝克能够从特罗伊尔与市郊可以净化污水的梯地之间的下水道里抓出大批老鼠来。
    哦,形形色色的为什么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为什么是老鼠,而并非类似的东西?为什么总有点什么,而不是毫无收获?这些问题已经包含了对于一切问题的最初与最后的原始回答:“老鼠的本质就是在世界构想中或者下水道里的老鼠超验逃跑的三重扩散。”
    尽管一只重重的、像电焊工戴的皮手套保护着施丢特贝克那只在敞开的污水沟里等待着的右手,但人们却不得不佩服他。其实大家都在等待,满以为有四五只老鼠会把他的手套撕成碎片,会撕破他光着的手。可是,施丢特贝克却泰然自若地趴着,眯缝着双眼,嘴里含着他的覆盆子卷糖——他不抽烟——每两分钟就用骤然抬起的皮手套把一只老鼠的头使劲扔到污水沟盖别具一格的边缘上。在上一次掼死老鼠与下一次掼死老鼠之间,他用自己的但又是被上士的语言熏陶得发音含混的舌头,低声耳语着鼠话和本体论的老鼠真理。所有的人都认为,是这些鼠话和老鼠真理把这些猎获物引诱出来,让他用手套抓住它们,使他能够抓到大批老鼠。当他在下面收获猎物,在上面把猎物垛成堆时,他的话音在回响:“老鼠藏身于鼠类之中,躲避起来①。老鼠就这样,在亮光之下用歧途来迷惑鼠类。因为鼠类误入歧途,老鼠就在这歧途上乱碰乱撞,因而酿成了错误。这种错误便是所有故事的核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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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处源于1950年出版的《木板路》一书,参见该书第310页:一存在藏身于实存之中,躲过起来。
    有时候,他把尚未抓到的老鼠称为迟到者。在他那里,那些被垛成堆的老鼠叫做提前到达者或者“实存者”。要是施丢特贝克干完活以后见到这一堆码好的战利品,他就会用差不多是亲切温和的规劝口吻说:“可能在西方没有鼠类,老鼠仍然存在。可是如果没有老鼠,鼠类却无法存在①。”他一个小时抓住二十五只老鼠,只要他愿意,也许还能抓到更多的老鼠。施丢特贝克利用一根扎花用的金属丝,就连我们在把老鼠串起来时也使用这同一根金属丝。他将这种把尾巴接起来、每天早上可以点数的示范叫做他的“生存联系”。他以此挣得大量覆盆子卷糖。有时候,他也送给哈里的表妹一卷糖。好像是为了使鼠类平息下来,他往往郑重其事地把三个卷糖扔进厨房棚屋前敞开的污水沟里。一场中学生之间的争吵给这些观念放了一把火。我们从来就不敢讲,这条下水道是否该称为世界构想或者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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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句参见《什么是形而上学》第26页:“……可能在西方没有实存,存在依然存在。”这些话并不局限于海德格尔的作品。在格拉斯的《母老鼠》中证明了“鼠类”是人类敌人形象在各自敌对者身上的投影。
    不过,正像施丢特贝克在提到他那“收益丰厚”的污水沟时说的那样,弥漫在炮兵连上空的这种气味既不是世界构想也不是歧途所特有的。
    从前一个炮兵连——
    从黎明时的鱼肚白到黄昏时的灰白色,乌鸦们片刻不停、忙忙碌碌地在那个炮兵连上空盘旋。不是海鸥,而是乌鸦。在原来的皇帝港上空和林区上空有海鸥,在炮兵连上空没有。要是在某个时候海鸥们侵入了这一地区,那么在此之后,一团怒气冲冲的黑云就会立即掩盖这一为时短暂的事件。当二等兵、一等兵、乌克兰战地志愿队队员和防空助手们进行有奖捕鼠时,从军士直到胡弗纳格尔上尉,各种军阶的人都有闲空去做别的事情。他们用枪打——不过不是为了悬赏的奖品,只不过是为了开枪而开枪,为了打中而打中罢了——炮兵连上空成群的乌鸦当中一些单个的乌鸦。尽管如此,乌鸦仍然果在那里,数量并未减少。可是,那气味仍然弥漫在炮兵连上空,充斥于棚屋与炮兵阵地,在高射炮指挥仪与避弹壕沟之间经久不散。关于这种气味,所有的人和哈里都清楚:既不是老鼠也不是乌鸦发出这种气味;它不是从污水沟里升起,所以,也就不是从歧途中产生。无论风是从普茨希还是从迪尔绍,是从滨外沙洲还是从大海上吹过来,都散发出这种气味。一座近于白色的山丘位于炮兵连南边的铁丝网后面,在一个砖红色工厂之前。这个工厂有一半被遮住了,从又粗又矮的烟囱里吐出黑色的滚滚浓烟,其烟尘很可能就沉积在特罗伊尔或者下城里。通往河中小岛车站的铁路到山丘与工厂之间为止。堆叠得整整齐齐的圆锥形山丘略高于一台生锈的簸动输送机,就像这种输送机在煤场里、钾盐矿旁用来堆放多余的废物时那样。在山脚,在可以移动的铁轨上,一动不动地停放着一些倾卸运货车。太阳照到山丘上时,山丘泛着微光。当天幕低垂,下着丝丝细雨时,它的轮廓就特别明显。撇开栖息在那里的乌鸦不谈,这座山丘倒是干干净净的;可是当这个最后的童话开始时,据说就没有任何东西是干净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连皇帝港炮兵连旁边的这座白色山丘也不干净,而是一座白骨山。形成这座山丘的白骨在批量制作标本之后,就一直覆盖着烟尘。因为惶恐不安的黑乌鸦们没法不栖息在白骨之上,所以便出现了这种事:那只无法移动的钟就笼罩在炮兵连上空,在每个人也在哈里口腔中散布一种滋味,这种滋味甚至在过多享用带酸味的水果卷糖之后,也不会失去其丝毫的浓重甜味。
    有人谈到白骨山,可是大家都看到它,闻到它的气味,尝到它的滋味。凡是离开房门朝南敞开的棚屋的人,心目中都会想到这座圆锥形山丘。谁像哈里那样作为瞄准手,高高地坐在高射炮旁,在训练时按照周围的指挥仪的命令转动高射炮和引爆装置瞄准器,谁就会——仿佛高射炮上的指挥仪和白骨山在对话似的——被转到一幅画面前。这个画面展现的是一座白色山丘和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闲置不用的簸动输送机,一动不动的倾卸运货车以及灵活移动的乌鸦群。没有人谈到这个画面。凡是极其形象地梦见这座山丘的人,在喝早咖啡时往往都会讲:他梦见了某种滑稽可笑的事情,梦见上楼或者被学校开除。很可能在平时交谈中,一个迄今为止空洞无物的概念获得了某些含糊其辞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也许就来自这座尚未命名的山丘。哈里忽然想起了一些话,这些话就是:地方——急切——清除;尽管工厂准备开工,但是在白天,工人们却从未推动铁轨上的倾卸运货车,使这个地方变小。铁轨上没有货车在运行,没有货车从河中小岛车站开来。那台簸动输送机在白天不给“急切”以丝毫可以狼吞虎咽的东西。可是在夜间训练时——那些八点八厘米口径高炮的炮管有一个小时之久,必须追踪一架被四个探照灯捕捉到的训练用靶机——所有的人和哈里都第一次听到工作时的嘈杂声。虽然工厂掩盖在夜幕之中,但是在铁轨上,红色灯和白色灯却在晃动。货车牵连不断。簸动输送机响起了一成不变的嗒嗒声。倾卸运货车靠在一起,铁锈碰着铁锈。各种声音,各种命令,哄堂大笑--在“清除”地区有一个钟头之久热闹非凡,而这时,那架训练用的靶机再次从海的一面飞向城市。它从探照灯光中溜掉了,然后又被捕获到,成了柏拉图式的目标。瞄准手试图摇动曲柄,用两根扫瞄指针跟踪两根瞄准指针,不断地清除那个正在溜走的“实存”,操纵引爆装置瞄准器。
    第二天,尽管所有的人和哈里都只字不提那座山丘,但他们都感到,好像那个地方变大了。有人造访乌鸦们。那股气味依然如故。虽说所有的人和哈里都已经话到嘴边,却没有人问及这股气味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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